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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三四月份，许多农村大龄劳动妇女会前往浙江，应聘采茶这一临时性零工。这类工作通常集中在茶季期间，她们利用农闲时间外出劳动，主要是为了补贴家用、维持家庭生活。三月下旬开始，大龄妇女便陆陆续续出发前往浙江采茶。
这些采茶女工的收入普遍并不高。她们通常一个月工作二十多天，能够获得两千三百元左右收入的，已经属于其中相对较高的收入群体；更多人的月收入只有一千多元。对于承担家庭生活压力的农村大龄劳动妇女而言，这样的收入实际上十分有限。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这里的关键并不仅是“工资低”，而在于她们能够作为劳动力商品出卖的时间和体力，本身就被限定在一个十分狭窄的市场范围内。她们年龄较大、劳动技能有限，又缺乏稳定的就业岗位，因此能够选择的工作本来就少。在这种条件下，劳动力供给相对集中于少数低门槛行业，劳动者之间为了获得工作而形成的竞争，也就进一步削弱了劳动者与雇佣她们的农业资本家讨价还价的能力。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她们即使劳动时间很长，最后得到的收入仍然十分有限。她们只能忍受加长的劳动时长，因为除了继续增加劳动时间之外，很难找到提高收入的其他办法。对于缺乏生产资料、缺乏稳定职业和社会保障的劳动者来说，自己的劳动力几乎就是唯一可以拿来交换生活资料的东西。
值得关注的是，从事采茶劳动的并非以年轻人为主。四十岁左右的劳动者已经比较少见，许多采茶女工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甚至还有七十多岁的老人。为了补贴家用、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一些劳动妇女即使身体有病，也不得不继续从事高强度劳动，一天往往还要连续劳动十一二个小时。人的年龄在增长，身体也会衰弱，能够出卖的劳动能力总有减少的时候；可是，只要她还得靠出卖自己的劳动来取得生活资料，她就不能退出这个市场。即使年老了，体力已经不如从前，只要没有别的生活来源，她仍旧不得不把剩下的劳动能力拿去交换工资。
马克思在分析劳动力商品时特别强调，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使用并不是一回事。劳动者出卖的是自己的劳动力，而在劳动过程中，他所创造的价值又通过具体劳动表现出来。对于这些大龄采茶女工来说，她们必须尽可能延长劳动力的使用时间，才能换取维持生活所需要的收入；而随着年龄增长，她们的劳动能力下降，又迫使她们付出更多劳动时间来获取到能够维持生存的薪资。
她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低收入，还有相当恶劣的劳动和生活条件。面对住宿条件差、饮食条件差等问题，许多女工表现出一种无奈的接受态度，认为“有得住、有得吃就行”。但实际上，她们所谓的“吃饱”往往也十分勉强，有时只能争抢吃饭才能够勉强填饱肚子。吃的也不过是清水面条。住宿条件同样十分简陋，有的住在铁皮棚里，有的睡通铺，有的睡上下铺，狭小的空间里挤满了人，连基本的休息条件都难以得到保障[1]。这里也涉及劳动力再生产的问题，劳动者并不是机器，她必须吃饭、休息、睡眠，并且需要恢复在第二天继续劳动所必需的体力。食物、住宿和休息条件，实际上都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一部分。当劳动者为了获得工作而不得不接受极低的生活条件时，表面上看是她们“降低了自己的要求”，实际上却意味着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
更为严重的是，她们日常饮用的水也缺乏基本保障。网上曾有一位大龄采茶女工发布视频哭诉，称她们饮用的水中掺杂着大量沙子，浑浊得像黑水，喝下去之后还容易引发腹泻。这样的生活条件，甚至让她愤怒地表示，这种水“简直是给猪喝的水”[2]。相关视频一度引发大量关注，也激起了人们对这种劳动待遇以及背后资本逐利逻辑的愤怒。然而，随着采茶季结束、这份临时性工作消失，围绕这些劳动妇女处境的关注也随之消退，她们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真正解决。
但如果把这种事情归结为某个农场经营者的心肠不好，那就什么也没有说明。资产者他在日常生活中完全可以是体面的、可敬的人，可是一到商业关系中，这又有什么用呢？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利益，还是赚钱。厂主对工人的关系在这里不是人对人的关系，而是经济关系；工人在他面前首先是“劳动”，是他用来取得利润的劳动力。
况且资产者自己也在竞争，每个资本家都要同别的资本家争夺市场，都要设法保存自己的利润。在这种竞争中，凡是能够少付的费用，他决不会情愿多付。工人住得怎样，吃得怎样，能够得到多少休息，只要还不妨碍他继续劳动，在资本家的算计中就不会占得更高的位置。工人的生活资料被压到愈低的水平，资本用于维持这种劳动力的支出也就愈少。工人所忍受的恶劣条件，正是这种买卖关系本身的结果。竞争愈使资本家不得不计较每一项支出，工人的劳动环境、再生产条件便愈容易成为节省这种支出的出口。
与此同时，茶叶价格虽然上涨了不少，但采茶工人的工价上涨却并未上涨，就算有极少数资本家愿意多给一点可怜的猫粮，可一斤茶叶的采摘工钱才只上涨了一元左右。采茶采取按斤计酬的方式，目前一斤茶叶大约二十八元。茶叶长得多的时候，一天能够采摘六七斤；茶叶长得少的时候，一天甚至只能采到半斤不到。由于收入直接取决于采摘量，茶叶数量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她们一天能够挣多少钱。
这里的“按斤计酬”，不过是计件工资在这种劳动中的表现。采多少，付多少，看起来简直不过如此，工人所得的工资，看起来完全会随着她交付的产品的多少而增减。可是，计件工资的特点也正是在这里。劳动的质量和强度已经由这种工资形式本身来控制了，因而对劳动的监督大部分也成为多余的，资本家用不着时时站在旁边催促，计件工资已经使这种催促进入劳动本身。采得少，所得就少；要增加自己的收入，工人就不得不更加紧张地发挥自己的劳动力。这样，原来由资本家从外面施加的监督（压力），就有很大一部分通过工资形式本身发生作用。实行计件工资以后，工人自己的切身利益迫使她尽可能紧张地使用自己的劳动力，而这又使资本家更容易提高工人们的劳动强度。
延长劳动时间也就成了工人切身利益中的事情，计件工资之下，延长工作日也是工人的个人利益之所在，因为这样可以提高他的日工资或周工资。计件价格已经使少休息成为多得一点工钱的条件。表面上，她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劳动到什么时候，采茶工仿佛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可是劳动的形式早已夹持了这种意志。正如恩格斯写那些针织工人时所说的，他们以吃饭、睡觉、工作不受工厂钟声支配而感到骄傲，可是他们的工作时间所以那样长，却是由于工资低，不得不这样。因此，前面所说的“她们一天工作十一二个小时”，与后面所说的“为了多采一点茶连午饭都舍不得吃”，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表现。
为了尽可能多挣一点钱，一些劳动妇女甚至舍不得花时间吃午饭，只带着馒头和榨菜到茶园里解决。馒头往往匆匆吃完，便又急急忙忙埋头干活，因为多休息一会儿，就意味着少采一些茶叶、少挣一些钱。在按件计酬的劳动制度下，劳动者不得不以延长劳动时间和压缩休息时间的方式换取更多收入。
劳动者第二天还要重新工作，她就必须得到一定的休息。可是，按斤付酬把一天所得同当天交出的产品量联结起来以后，少停一会儿，就可以多得到一点工钱；多休息一会就少采几斤，少掉的就是当天赖以生活的一部分收入。因为她们面对的是生活资料的现实压力。当一天少采几斤茶就意味着少几十元的收入时，“休息”也就变成了一个有经济代价的选择。结果，本应用来更新和恢复生命力的时间，也被一天天从休息中夺走。到这时，已经不是劳动力的正常维持决定劳动到什么地方停止，倒是每天能够耗费多少劳动力，决定还给她留下多少休息时间。
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看，这种制度的作用并不只是把工资算得更加方便，它还能够把提高劳动强度的压力转嫁到劳动者身上。劳动者为了获得更多工资而自觉地延长劳动时间、加快劳动速度，最终表现为劳动强度的提高。
浙江的采茶活计一年不过这一季。看起来这些上了年纪的农村妇女只是趁茶季出来挣些钱，补贴家里的开支；可是茶季过去以后，她们还要继续生活。年龄增长了，体力也不如从前，肯雇用她们的工作却愈来愈少。
茶园农场主只是在需要她们时才雇用他们，所以这些工人常常接连几个星期没有工作。劳动者所遇到的困难是显然明白的。她们每天都要生活，而雇用她们的人只在需要这种劳动的时候才出现。今天还有茶可采，便有一份工钱；茶季结束，这份收入也就跟着结束。年纪愈大，能够找到的活计就会愈少。只要还不能靠别的收入维持生活，她们就仍旧得去寻找愿意购买自己劳动力的人。对于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采茶女来说，生活是一天也不能停止的。她们归根到底只能依靠临时雇佣维生，因而一个月中哪怕只有几天没有工作，也足以把她们推向生活无以为继的深渊。浙江这些采茶妇女面临着工作时有时无，而生活却一天也不能停止的处境，临时做几天工，是她们继续维持生活的唯一办法。
采茶女工能够选择的工作愈来愈少了，实际上也是一个分析大龄劳动者问题的关键。资本家使用劳动力，只看这种劳动力在当时是否合它的需要。工人人口是在资本变化不定的需要支配下分配到各个生产部门去的。甚至在现代工业中，还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少年工人正是资本所需要的，等少年期一过，能够继续留在原生产部门的便只剩下极少数，其余的人通常被解雇。体力渐渐衰退以后，原来还肯购买这种劳动力的部门也会渐渐减少，长期劳动使许多工人未老先衰，到了四十岁以后便已经不能继续原来的工作。劳动者仍旧要靠出卖劳动力生活，可是资本能够使用她的地方已经少了。于是，她只好退到那些报酬较低、雇用也不固定的工作中去。“能够选择的工作愈来愈少”，也就是这种关系在年龄增长以后愈来愈明显的表现。
资本主义生产并不会把所有愿意劳动的人都经常地吸收到生产中去。总有一部分工人今天有活干，明天没有活干，或者只能断断续续地找到工作。这些暂时没有工作或工作不足的人，同在业工人并不是毫无联系地处在劳动社会中。正因为外面总有人等着工作，已经有工作的工人就更难拒绝较低的工资和较重的劳动。资本需要增加人手的时候，可以从这些人中间找到工人；不需要的时候，又把他们排挤在生产之外。
失业工人的存在并不只是说明有些人没有工作。它还影响着已经得到工作的人。只要还有许多人等着接替，在业工人要求提高工资或减轻劳动时，资本家就有了压低这些要求的条件。就业的人和失业的人彼此竞争，结果这种竞争反过来加强了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有这样一批随时等着找工作的人存在，对已经有了工作的人也会产生压力。雇主知道外面还有人等着干活，在业工人拒绝低工资或过重的劳动就会变地更加困难，因为总有人可能接替他们的位置，如果不肯接受原有的工资和劳动条件，资本家随时还可能寻找新的工人来代替他们。失业者和半失业者越多，在业工人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也就越困难，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资本家在扣减工人工资和支配劳动条件上就占据了更加优越的地位。
相对过剩人口也并不只是完全失业的人。工人有时有工作，有时没有工作，或者只能得到很少的工作，同样属于这种情形。资本在需要劳动力的时候把他们吸收进来，需求减少以后又把他们排挤出去，因此他们总是在就业和失业之间游移。年龄较大的工人所受的影响还更明显。劳动力长期被使用以后，体力逐渐下降，原来能够做的工作也可能不再要他们。工人到了中年，往往已经多少衰老，于是落入过剩者的队伍，或者从原来较好的劳动部门被排挤到较低的等级。可即便这样他们还得继续生存，还不能停止寻找工作，却只能在条件更坏的地方继续出卖自己的劳动。
她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年过六旬甚至七旬，却仍然需要依靠自己的体力劳动来换取收入。年龄越高反而使她们更容易被推向那些收入低、劳动强度高、保障不足的工作。茶季结束以后，她们的问题也许暂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但对于这些劳动者而言，他们的压力还远远不会随着采茶季的结束而消失。茶季过去以后，还有大量艰苦而高强度的农活等着她们，挖红薯，挖大蒜，采摘玉米，甚至还要前往新疆采摘棉花。随着季节更替和不同农作物的生长周期，总有一批又一批零工农活等着这些大龄劳动者去做。她们跟随着季节和农作物的节律，在不同地区之间流动，哪里有活就去哪里干。
在现存的社会条件下，她们的劳动能力随着农作物的生产周期，不断地被不同地区的劳动需求所吸纳。哪里需要劳动力，她们就必须迁徙到哪里；当一个季节的劳动告一段落，她们又不得不去寻找下一个季节的工作——这看上去很像中修口中的“灵活就业”，但如果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这种灵活性主要掌握在劳动力需求一方。问题在于，劳动者不得不随着工作机会而移动，而不是按照自己的生活需要来决定何时劳动和何地劳动。所谓“灵活”，在大多数情况下无非是指劳动状态的极其不稳定。这些农村劳动妇女在社会中始终从事着最底层、最不引人注意、也最容易被忽略的工作。她们往往没有一份能够长期稳定维持生活的职业，而是在各种零碎的劳动之间不断地奔波。当家庭需要她们时，她们就必须中断工作，承担起照料孩子和老人的责任；而一旦家庭的负担稍有减轻，她们又不得不重新走向社会，寻找零工以维持家计。
我们以往很容易忽视一个问题，那就是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她们不仅承受着雇佣劳动的重担，同时还承担着繁重的家庭劳动。照顾老人、抚育子女以及处理家务，这些劳动虽然通常没有直接形成工资，却同样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她们实际上同时承担着两种劳动，一种是在市场中可以换取货币收入的雇佣劳动，另一种是在家庭内部无偿完成的劳动。后者虽然不直接表现为工资，却使整个家庭能够继续维持日常生活，也使其他家庭成员能够继续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单纯按照她们一个月挣多少钱来衡量她们的劳动负担，实际上会低估她们承担的全部劳动。
今天中国的社会里，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需要继续劳动的大龄工人已经不只是农村妇女，大龄男性劳动者同样越来越多。老年社区保安、环卫工人、商场保洁、公共厕所清洁工……这些工作中都能看到大量老年劳动者的身影。而他们一个月能够拿到的工资，很多时候也不过三千元左右。
我曾经在一家一线城市的商场里做服务员，一个月的工资大约五千元。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些出来做兼职的大龄工人，有阿姨，也有叔叔。他们上午或者下午在这里兼职四个小时，洗完碗、干完活，又赶紧骑着电动车前往下一个兼职地点，再工作四个小时。一天的时间就这样被切割成一段又一段零碎的劳动时间。各种兼职加起来，他们一个月的收入也不过四千零八十五元。
我曾经问过他们：“年纪都这么大了，为什么还要出来工作？孩子们呢？”
老人只是笑着说：“他们也要养家啊。现在不比以前了，钱越来越不值钱。能出来干一点就干一点，也是想让孩子的压力小一点。我这一把老骨头，能多挣一点，就能多给他们减轻一点压力。”
老人本来到了应当休息的时候现在却仍旧出来做工，所得的工资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使已经成家的子女少负担一点，社会的压力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又回到家庭内部。子女要养活自己的家庭，老人为了不再增加他们的负担，便继续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本来已经应该退出劳动的人仍旧留在劳动中，而年轻一代也并没有因此获得轻松，生活的重担没有消失，只是在父母和子女之间来回腾挪。
这些老人，大多同样来自农村。他们之所以在年纪已经很大之后，仍然不得不继续出来劳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足够的养老保障。有些老人甚至没有养老金；即使有，领取的金额也只有每月一两百元左右。这样的收入显然无法支撑一个人的基本生活，更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养老。他们已经到了本应逐渐退出高强度劳动、到了享受晚年生活的年龄，却依然不得不依靠自己的体力去换取收入。年轻时，他们用劳动养育下一代；年老以后，他们本应得到社会保障，却又因为保障不足而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继续从事那些最辛苦、最不稳定、最缺乏保障的工作。
这些劳动者年轻时通过劳动获得工资，用工资购买生活资料、养育子女、维持家庭；而到了老年，劳动能力下降，本应由社会保障来承担一部分生活成本。但当这种保障不足时，劳动力再生产的责任就重新压回家庭，甚至重新压回已经失去劳动能力优势的老年劳动者自己的身上。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说，对于这部分缺乏养老金、积蓄和其他稳定收入来源的人来说，继续劳动首先是一种迫切的生存需要。只有明白这种情况，我们才能理解大龄劳动者的问题。
从采茶女工到农忙季节的流动零工，再到城市里的保安、环卫和保洁工，都是那些已经年老，却还不能停止劳动的人在从事。她们和他们跟随着农作物的季节、跟随着城市零工的需求，也跟随着家庭越来越沉重的经济压力，一直不停地劳动下去。我们一些同志长久以来关注的，往往是年轻劳动者的就业、工资与劳动条件，却很少把目光投向那些已经步入中老年、却仍然不得不依靠劳动维持生活的大龄劳动者。事实上，他们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劳动群体。
在农村，大量土地荒废、流转或被征收以后，许多农户已经越来越难以单靠土地维持生活。年轻人进城务工，大龄劳动者也不得不另外寻找收入。采茶季节，她们到浙江采茶；茶季过去以后，又去挖红薯，挖大蒜，摘玉米，有些人甚至远赴新疆采棉花。农事随着季节更替，她们的劳动也跟着转移，哪里还有活可做，她们就到哪里去。长年落到她们手里的，往往又正是那些劳动最重而又报酬最低的活计。
要说明为什么一部分农民已经不能依靠自己的土地生活，而不得不一年到头到处寻找雇主，就不能再把今天的农村看成由大体相同的农户组成的整体。农户之间在土地、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上的差别已经越来越大，这种差别又不断改变着他们取得生活资料的方式。
农村中富裕农民的力量，并不主要在于人数多，而在于他们掌握了较多的土地、牲畜、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他们的农业已经不只是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是为了把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并从中取得货币收入。这些收入在满足家庭开支以后还有剩余，其中一部分又投入生产，使原有的经营继续扩大。因此，他们不再只是普通的小农，而已经逐渐成为农村中的经营者，有些还兼做买卖、放债或者经营其他产业。农村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正是通过这部分农户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来。
同他们相反，农村中的下层农户占有的生产资料很少，有些甚至已经失去了独立经营所必需的条件。土地太少，牲畜和农具也不足，仅靠自己那一点农业收入已经不能养活全家。于是，他们虽然名义上还保留着农户这个名义，实际上却越来越要靠给别人做工生活。自己耕种土地已经不能成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出卖劳动力反而占了更重要的位置。这样的农民还没有一下子完全变成雇佣工人，因为他们可能还保留一点土地，也可能在农忙时经营自己的小块田地；可是他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依赖工资，他们同农业无产者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接近。
这样一来，旧的农民阶层就不再保持原来的样子。商品经济深入农村以后，有些农户积累了更多生产资料，逐渐变成农村资产阶级；另一些农户则不断失去独立经营的条件，只得越来越依靠出卖劳动力生活。旧式的自然经济就在这个过程中瓦解，原来仿佛同属于一个农民阶层的人，也愈来愈明显地分到两个不同方面。农村中现存的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大体相近的小农，而是一边掌握较多生产资料并雇用别人劳动的人，另一边则是必须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人，这种人物占农民中的绝大多数。
一旦农户已经不能主要地靠自己的土地维持生活，而不得不把出卖劳动力所得的工资当作生活资料的泉源，那么，决定这个家庭生活状况的就不再只是土地收成的多少。田地以外的劳动能否找到，工资能否补足生活的需要，开始越来越直接支配着一家人的生活。农产品价格的变动，也会影响用工的人数和工资高低。这样，原来分散在各处的市场关系，便经过劳动力的买卖，进入到农村劳动者的日常生活，这些农村劳动者的生活已经越来越同整个劳动力市场联系在一起。
如今，不少采茶女工已经五十岁以上，四十岁左右的相对少见，甚至还有七十岁的老人。为了补贴家用、减轻子女负担、维持基本生存，她们即使带着病也不得不继续进行高强度劳动，一天工作十一二个小时。她们面对着低工资、恶劣住宿、饮食和饮水条件，却仍然只能选择忍受。因为对于她们而言，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工作条件够不够好，而是如果连这份工作都没有，她们还能依靠什么呢。
这实际上也揭示了劳动力市场中“自由”的另一面。劳动者在法律意义上可以选择是否接受工作，但当她没有足够的生活资料、没有稳定的社会保障时，这种选择本身就严重受到现行经济条件的限制。诚然，她可以拒绝十一二个小时的劳动，也可以拒绝恶劣的住宿条件，但拒绝之后，她是否还能找到下一份工作，却是另外一个问题，对这些大龄劳动者来说，“有工作总比没有工作好”并不意味着现有的劳动条件合理，恰恰说明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议价能力十分有限。她们接受恶劣条件，不一定是因为认为这些条件合理，而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条件拒绝。
这种处境同样存在于城市，随着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年龄门槛越来越明显，许多岗位偏向年轻劳动者，四十岁、四十五岁以上的人逐渐被归入“大龄工”群体。当年轻学生工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专业对口岗位又有限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只能进入工厂、餐饮、服务等行业，与中年劳动者共同争夺有限的岗位。中年劳动者为了维持每月五千、六千元左右的收入，不得不把多个零散兼职拼凑起来；而当这些零工岗位也被更多年轻劳动者占据之后，年龄更大的劳动者便进一步失去了就业空间。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后，中年人被迫转向更加零散的兼职，而老年劳动者则逐渐被推向劳动力市场的边缘。对于那些没有稳定养老金、没有足够积蓄的大龄劳动者而言，一旦连零工都找不到，就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维持。
这种向下挤压并不仅仅是不同年龄劳动者彼此争夺工作的结果，年龄不同的劳动者会在同一份工作面前发生竞争，但是这种竞争本身又有它的条件。资本在一定时期内所需要的劳动力总是有限的，当稳定就业的工作已经不能容纳现有的劳动者时，工人之间彼此争夺工作的情形就会加重。在这种情况下，年纪较大、体力已经衰退或者没有专门技能的劳动者，往往更早地被排挤出来，只能转到条件更差的工作中去。
如果有人把大龄劳动者的处境归咎于他们自己“没有竞争力”，那就是把事情颠倒了。五十岁、六十岁的劳动者，为什么到了这样的年纪，还不得不同年轻人一道去争夺搬运、保洁、洗碗、采摘一类的工作，是怎样的社会经济制度使他们到了这个年纪仍旧不能离开劳动力市场呢？尤其是在农村，许多老人没有养老金，即使能够领取，金额也往往十分有限。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微薄的收入越来越难以支撑生活，更无法应对疾病带来的巨大支出。老人辛苦多年积攒下来的钱，很可能因为一场大病就迅速被耗尽，结果他们只能继续劳动、继续节衣缩食，把本应属于晚年的时间重新投入到劳动力市场之中。
劳动者在有劳动能力的时候，用自己的劳动参加社会生产，同时靠所得的工资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但是人的劳动力并不是一种永远不会衰退的自然力。几十年的劳动过去以后，我们的体力都会衰弱，疾病也会增加，能够继续出卖的劳动力也就越来越少；可是吃饭、住房、医疗这些需求却仍旧存在着。
如果这时还要求劳动者完全靠过去一点一点留下来的积蓄养活自己，那就等于把一个社会的问题重新变成了个人的问题。社会每年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不是只生产自己当天所消费的那一点生活资料。我们所生产的是社会总产品的一部分。这个总产品在重新用于生产以后，剩下的部分还要满足社会成员的各种生活需要，其中当然包括那些已经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我们也总要照顾并维持那些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的生活，因为这样的支出本来就是社会总产品分配出来的一部分，而不能看成对某些人的额外恩惠。
然而资本主义生产却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了。劳动者年轻力壮的时候，他的劳动力能够为资本带来剩余价值，因而有资本家愿意购买这种劳动力；等到他年纪大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下降，他在劳动市场上的处境也会跟着他的身体恶化起来。社会财富仍在增加，而曾经参加这种财富生产的劳动者，却可能因为已经不能继续按照原来的劳动强度继续劳动，而失去可靠的生活来源。这倒并不是因为社会缺少养活老人的生活资料——问题只在于这些生活资料掌握在谁手里，又用什么办法分配。劳动者过去参加生产所创造的财富，已经以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形式同他分离开来；到了老年，他仍然必须用工资、养老金或其他货币收入把维持自己生活的那一部分重新买回来。说到底，这些财富原来就是社会劳动的产物，其中也包含着他们自己过去的劳动。
因此，劳动了一生的社会成员到了老年还不得不继续寻找工作，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问题所在。他参加了一生的社会生产以后，为什么到了劳动力已经衰退的时候，仍然只有继续出卖这种已经衰退的劳动力，才能保证自己的生活。财富在社会的一端不断积累，而劳动者一旦不能继续充当资本增殖的手段，他自己的生活反而失去了保障；老年劳动者的处境，不过是雇佣劳动制在未来我们身上的表现罢。
从浙江的采茶女工，到跟随季节辗转各地的农活零工；从农村的大龄妇女，到城市里的保安、环卫、保洁、洗碗工，这些看似分散的劳动者，实际上共同构成了一个越来越值得关注的群体。他们年龄越来越大，劳动能力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充足，停止劳动却仍然不是他们能够自由决定的事情。
随着劳动者逐渐衰老，这种关系就表现得更加明显。资本在劳动力尚且强健的时候尽量使用它，而当这种劳动力经过长年耗费，已经不能再以原来的程度供资本支配时，劳动者便开始从原有的工作中被排挤出去，滑落到报酬更低、劳动条件更坏的地方去。可是，资本家对于这种劳动力的需要减少了，劳动者对于生活资料的需要却没有减少，甚至还是增加的。可恰恰在他的体力已经衰退、最难重新找到工作的年纪，他的生计反而变得更加没有保障。社会中明明已经有足够的劳动产品，完全能从社会总产品中拿出一部分，维持那些已经丧失或者正在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的生活。他今天得到的工资，也不过是过去由工人阶级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一部分，只是以工资的形式重新回到工人手中，可是我们这些体面的绅士们，偏偏连从工人自己生产出来的财富中拿出这样一小部分来维持他们的晚年，也要装出一副仿佛蒙受了莫大损失的样子，甚至还要把本来属于社会产品中的这一部分说成是对穷人的恩惠。这样看来，最卑鄙的守财奴同他们相比，倒也算得上慷慨了。
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过去创造的财富已经作为资本同他对立起来。正因为这些财富原来就是劳动的产物，却已经同生产者相分离，集中在生产资料所有者——资本家手中，并反过来成为支配和使用劳动者的力量。劳动者越是衰老，能够卖出的劳动力越少；可是只要没有别的生活来源，他就越不能停止这种出卖。资本先耗费他的劳动力，随后又把已经耗损的劳动者排挤到较低的劳动等级，甚至排挤到过剩人口中去；至于这个人以后怎样生活，则不再是资本家所关心的事情。
最后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日本社会还存在着九十岁的高龄劳动者，在日本社会中，高龄劳动者继续劳动的现象已经相当明显。根据日本总务省《2020年国势调查》的就业统计，90～94岁年龄段仍有48,074人被统计为就业者，95岁以上仍有6,077人就业，说明90岁以上仍处于劳动状态的人并非个别案例。近年来，日本多家机构和媒体也报道了类似现象。零工平台Timee在2025年的调查中指出，在有实际工作记录的劳动者中，最高年龄达到90岁；熊本放送报道了一名90岁的女性麦当劳员工，她长期负责店内清扫工作，成为日本麦当劳体系中年龄最高的女性员工，报道同时提到该体系中还有94岁的男性员工仍在工作。此外，日本农畜产业振兴机构介绍了一家农业企业的高龄劳动模式，其中最高龄劳动者达到90岁。日本厚生劳动省劳动政策审议会在讨论高龄劳动者安全问题时，也有委员指出：“在现在的日本，有些人即使接近90岁，也不得不继续工作。”这些事实表明，在日本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部分劳动者即使已经进入高龄阶段，仍然需要通过继续劳动来获得生活资料。
大龄劳动者的问题，归根到底不仅是某一份零工工资多少的问题，也不仅是某一个行业劳动条件恶劣的问题。它所反映的是所有与劳动、土地、养老、就业和社会保障相互交织的结构性矛盾，当工人们年老以后依然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生存，但当未来连那些零散、低薪、艰苦的工作岗位都开始变得稀缺时，这些已经被年龄排挤到劳动力市场边缘的大龄劳动者，又将何去何从？劳动者从年轻一直劳动到年老，本来应该意味着她已经为社会创造了几十年的财富，到了劳动能力下降的时候，应当能够依靠过去创造的社会财富获得生活保障。然而现实却是，许多人到了五六十岁、甚至七十岁，仍然要重新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售给资本家以求得生存。她们劳动了一生，却仍然没有获得足以使自己摆脱对劳动力市场依赖的生活条件。
中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不断的挤压着不同年龄的劳动者的生存空间！就是因为生育率下降不再有新鲜血液提供这帮吸血鬼他们才会着急忙慌想尽各种手段来催婚催育。如果这个社会能够生产出越来越丰富的商品，能够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却仍然让大量老年劳动者为了几千元甚至一两千元的收入，在茶园、工厂、街道和餐馆里继续消耗自己最后的劳动能力，那么问题显然已经不只是“生产得够不够多”的问题了，真正的本质难道不是资本家贪婪的压迫和剥削么？
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正在这里表现出来，社会化生产使整个社会越来越依赖广大劳动者共同进行生产，但劳动者个人获得的生活保障却并不必然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同步提高。相反，在就业竞争、年龄门槛和社会保障不足的条件下，一部分劳动者甚至必须不断延长自己的劳动年限。劳动者之间的竞争愈来愈激烈的情况下，那些年纪已经较大、体力逐渐衰退的工人，反而更难找到工作。如果没有足够的养老金维持生活，他们就只能在本来已经应该休息的年月继续出卖劳动。我们过去从书本中读到俄国、德国工人的悲惨生活，如今在中修这里也一一的浮现了。
难道浙江茶园里那些弯着腰的老妇人，只是由于个人的不幸，才到了这样的年纪还不得不出来做工吗？当然不是。她们的境遇同那些六十岁还在搬运货物、七十岁仍旧清扫街道的劳动者，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这些人已经把自己一生中最好的年月交给了社会生产，到头来却仍然不得不为每天的生活费用发愁。他们的劳动能力已经衰退得很严重了，为什么一个劳动了一生的人，竟连以后如何生活都没有保障呢？那些浙江茶园里那些五十岁、六十岁甚至七十岁的采茶女工时，她们早出晚归拼命去挣钱，她们的贫困难道仅仅只是某个家庭的不幸吗？为什么社会生产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那些创造社会财富的人，究竟为什么还不能真正享有自己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只要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老了却不能停下来”的劳动者就不会因为一个茶季结束而消失。今天她们在浙江茶园里，明天她们可能在新疆的棉田里，后天又可能出现在城市的街道和商场里。
她们随着各地雇工的需要辗转奔走，几十年的劳动过去了，却始终没有真正获得属于自己的安稳生活。而我们对大龄劳动者处境的考察，也不应当止在同情她们的艰辛，而应当进一步调查产生这种艰辛的社会经济根源，并把这种根源置于整个劳动者解放，革命工作中去。劳动者所需要的决不只是资本再给他们提供几份零工，使他们到了七十岁以后还能继续寻找买主？他们所需要的是改变那种使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处境、改变使劳动者只有不断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维持生活的社会关系，使社会劳动所创造的财富真正归劳动人民共同支配。到了那时，劳动了一生的社会成员，才不至于因为自己已经衰老，就滑落到失去生活保障的境地。这就是劳动者的解放问题。而这种解放，决不能指望资本家发一点慈悲来实现。它必须由劳动者自己去争取，必须同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斗争联系起来。因为劳动者真正需要的，从来不只是更多的一份零工，而是一个不再必须靠不断出售自己的劳动力才能生存的社会。那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摘着万元一两的茶叶却要抢着吃一碗白水挂面【BV1E6RXYZEz1】；60个女人挤一间房，震撼上亿人，我妈就是其中一个！！【BV1XkEtzAEZ3】 ↩︎
帮助采茶女解决饮水问题【https://v.douyin.com/ByvSHiX_mC0】（注：原视频似乎已被下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