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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币生产与货币发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作者:红线笔锋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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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语录


一、纸币印制品的商品属性与货币职能 ​

在分析纸币的生产与流通过程以前,首先必须区分纸币作为商品和纸币作为货币符号这两种不同的经济规定性。不能因为纸币最终作为货币进入流通,就忽视它在生产阶段所具有的商品属性;也不能因为纸币在生产阶段具有商品价值,就认为它在执行货币职能时仍然以自身的商品价值作为尺度。纸币商品在生产阶段和正式发行流通阶段所表现出的使用价值具有不同的规定性,因此必须将二者加以区分。

纸币首先是由专门的印钞企业生产出来的特殊商品,印钞企业组织工人进行纸币印制,消耗纸张、油墨、印刷设备等生产资料,纸币印制品同其他商品一样,是人类无差别劳动的凝结,因而具有商品价值。所以,纸币印制品在生产阶段首先是包含一定社会劳动的商品,而不是一开始就作为没有价值的货币符号存在。每一种商品都具有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独特的使用价值,纸币印制品也不例外,具有不同于普通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在纸币尚处于印钞厂的生产阶段,作为尚未进入中央银行、未经授权发行的新钞印制品,其使用价值首先表现为能够充当价值符号的物质载体。例如,在以黄金为基础的货币制度下,纸币作为黄金的价值符号,必须按照货币规律所规定的关系代表一定量的黄金,并通过特定面额,将商品价值表现为纸面上的一定货币量。然而,现代纸币是指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不兑现信用的货币制度下,按照中央银行法定规格和技术标准进行生产,并经过授权后取得发行资格的纸质货币。它不能按照固定比例兑换黄金等贵金属,其货币职能也不以纸张、油墨及印制劳动所形成的商品价值为依据,而是凭借国家法律制度和货币信用,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执行货币职能。

正因如此,纸币的生产必须符合货币制度对价值符号的客观要求,使其能够在后续发行中服务于商品和纸币的流通。

纸币的生产目的决定了它作为商品时的特殊使用价值,那么只有特定的生产过程和具体劳动,才能生产出符合货币制度规定的不同面额、规格和技术要求的纸币印制品,以满足货币发行体系的需要。由此,纸币印制也成为社会生产中的一种特殊分工,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印钞所需的生产资料仍然被资产阶级所垄断,这就决定了印钞厂所生产的印刷商品在交付之前,首先表现为印刷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但这样的印刷商品并不具备货币的职能,印钞厂所进行的私人劳动,只有通过商品交换才能得到社会承认。印钞厂将生产出来的纸币印制品出售给中央银行,通过商品交换实现其商品价值,同时使自身的私人劳动获得社会承认。

但是中央银行对纸币印制品的采购需求,与社会商品流通对货币的实际需要,并不是同一个问题。中央银行采购纸币,意味着印钞厂生产的商品获得了购买者,并实现了商品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所采购的纸币全部发行以后,其发行数量就必然符合社会货币流通的实际需要。纸币印制品的商品价值实现与纸币作为货币符号进入社会流通,属于两个不同的经济过程。

因此,纸币的实际发行量与社会商品流通对货币量的客观需要之间,便形成了纸币流通领域需要考察的重要矛盾。这一矛盾不同于纸币生产过程中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也不同于纸币印制品商品价值的实现问题,而是发生在纸币取得货币职能并进入社会流通之后,货币发行量与社会流通需要之间的关系。

纸币首先是专门的印钞企业生产出来的特殊商品。这些企业组织工人进行纸币印制,消耗纸张、油墨、印刷设备等生产资料。纸币印制品同其他商品一样,是人类无差别劳动的凝结,因而具有商品价值。其价值构成同样可以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角度加以考察,即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构成:

其中, 是不变资本的价值向新产品的转移, 是用于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 则是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印钞厂生产出来的纸币印制品,并不是一开始就作为没有价值的价值符号存在,而是首先作为包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商品存在。但是,这种商品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普通商品的使用价值在于满足人们的某种生活或生产需要,而纸币印制品的特殊使用价值,在于它能够经过中央银行的验收、认证和发行程序,成为执行货币职能的载体。在未经授权发行以前,它只是一种具有特殊用途的印制品,不具有法定货币的流通资格。即使它已经具备完整的纸币外观,也不能仅凭这种外观代替货币执行流通职能,当然,这也是每一个国家政府打击非中央银行私自发行的纸币,并将其认定为假币的原因之一。

因此,纸币印制品的生产者并不因为生产出了具有纸币外观的产品,就自然获得货币发行权。印钞厂负责生产,中央银行则掌握货币发行及相关授权,纸币印制品必须经过这一制度环节,才能从普通商品生产的结果转变为具有法定货币职能的纸币。由此可见,纸币的商品属性与货币职能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界限:前者来自商品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社会劳动,后者则来自特定货币制度赋予它的社会职能。纸币能够执行货币职能,并不是因为它自身的商品价值足以支撑其面额,而是因为它取得了货币制度所授权的流通资格。

既然纸币印制品在生产阶段具有商品价值,那么印钞厂就必须通过商品交换实现其价值,中央银行向印钞厂采购纸币印制品,实际上是这一特殊商品的销售过程。假设印钞厂生产一批面额为一亿元的纸币印制品,其生产所消耗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以及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合计为一百万元。那么,中央银行购买这批印制品时,所支付的是按照采购合同确定的商品价格,而不是纸币本身所标注的一亿元面额。在这一交换过程中,印钞厂通过出售商品,完成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的转变,从而获得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剩余价值。中央银行则根据纸币的商品价值,支付一百万的货币资本,取得这批纸币印制品及其特殊使用价值。

这里必须明确,纸币的商品价值与其面额之间不存在直接的等价关系。面额一亿元的纸币,其印制品的商品价值完全可能只有一百万元。中央银行支付一百万元采购费用,并不意味着剩余的九千九百万元需要通过某种价值补偿才能实现。因为纸币面额并不是印钞厂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商品价值,而是纸币取得货币职能以后所具有的货币计量规定。这里实际上发生了两种不同的经济过程:一方面,印钞厂通过商品交换实现了纸币印制品的商品价值;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取得了能够用于货币发行的特殊物质载体。

这两种过程既相互联系,又不能相互混淆。

纸币印制品进入中央银行以后,其物质形态和印制劳动并不会凭空消失,原来包含在纸币印制品中的生产劳动,也不会因为中央银行取得了它的所有权而在物质意义上消失。真正发生变化的是它的社会职能:它不再以普通商品的形式进入社会商品交换,而是经过授权成为货币发行物,进而作为纯粹的价值符号参与商品流通。换言之,纸币的商品价值已经通过印制品的交换得到实现,它的货币职能则是在中央银行授权发行过程中取得的。

由于纸币作为商品的阶段结束,其也从商品的生产流通领域进入到“生产消费”领域,中央银行因此获得了纸币的特殊的使用价值,即作为没有任何价值的价值符号服务于商品流通。同时,纸币并不是作为生产资料,而是作为国民经济中生活资料进入到中央银行的,作为中央银行发行需要的特殊的生活消费——当然,经过中央银行发行以后的纸币,就不得不作为资本家组织生产和资本循环的重要生产资料参与到资本主义的生产中,或者作为无产阶级的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即便如此,纸币无论作为资产阶级的生产要素,还是作为无产阶级的生活要素,它也作为丧失价值的货币符号不会再转移任何价值到其他商品中去了。

当纸币失去了自身的商品价值时,才能够通过自身的使用价值,借助其自然形态——纸面及其标示的面额,象征地体现处于等价形态的黄金,从而在人们的观念中使自身处于等价形态的地位,也将自身作为一面反映所有商品价值的镜子。从而,“商品价值观念地表现在一个金量上,这个金量则由纸象征地可感觉地体现出来。纸币只有代表金量(金量同其他一切商品量一样,也是价值量),才成为价值符号。”[1]可见,即使纸币由国家规定、经中央银行授权发行,却并不是单纯法律规定的结果,相反,正因为“纸币是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所以,纸币流通归根到底要受货币流通规律的支配和制约。”[2]

二、纸币的发行耗费与货币流通规律 ​

纸币经过中央银行的验收和授权以后,才取得正式发行的资格。但是,纸币能够发行,并不意味着中央银行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发行货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讨论纸币流通时,分析了纸币代替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规律。在金属货币制度下,纸币作为金的价值符号,其流通量受到它所代替的金属货币流通需要的制约。当纸币发行量超过其所代替的金属货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时,每一单位纸币所代表的金量就会相应减少,从而造成纸币贬值。

这里揭示的是一个重要规律:纸币的发行不能脱离商品流通及货币需要而无限扩张。纸币本身不具有与其面额相等的商品价值,它所执行的货币职能取决于整个货币制度及社会经济关系。例如,在旧钞更新的过程中,中央银行回收一批已经磨损的旧钞,再发行数量相当的新钞,如果回收一百亿元旧钞,同时投放一百亿元新钞,那么这并不会造成社会流通中的现金数量增加。但是,如果中央银行投放的新钞数量超过回收的旧钞数量,就会形成现金净投放。例如,回收一百亿元旧钞,却发行两百亿元新钞,那么流通中的现金数量就净增加了一百亿元,这两种情况具有不同的经济意义。前者主要是纸币的更新和替换,后者则意味着流通中现金数量的增加。

正因如此,纸币印制品的商品价值与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面额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涉及两个本质上相互独立的经济问题。前者涉及纸币印制品作为商品,其价值如何通过商品交换得到实现;后者则涉及纸币作为货币符号,其发行数量如何适应社会商品流通对货币量的客观需要。

印钞厂生产纸币印制品所消耗的社会劳动和生产资料,仍然构成真实的社会生产耗费。印钞厂工人生产纸币印制品,创造了新的商品价值,其中一部分补偿生产资料消耗,一部分补偿劳动力价值,另一部分则形成剩余价值。中央银行购买印制品以后,印钞厂通过商品销售实现这些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发行体系本身也需要耗费社会劳动。纸币的印制、防伪、运输、储存、回收和销毁,都需要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性劳动投入,这些投入并不会因为纸币最终作为价值符号流通而变得不存在。纸币印制品的商品价值通过中央银行的采购得到实现,其采购费用则由中央银行的资金来源及其与财政之间的经济关系决定,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由中央财政直接补偿纸币面额与印制成本之间的差额。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印钞成本与货币超发造成的经济负担,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是生产和维持货币发行体系所需要的社会劳动及其价值补偿;后者则是货币购买力变化所造成的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至于纸币的发行,则不是由印钞厂的生产成本或纸币面额所决定,而是受到社会商品生产与流通、货币流通速度以及国家货币政策等客观经济条件的制约,现金净投放也不能直接等同于通货膨胀。因为社会货币流通不仅包括纸币和硬币,还包括银行存款、信用货币等其他货币形式,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货币供给,也不能仅仅通过印钞数量来衡量。因此,分析货币发行及其通货膨胀后果,必须考察社会商品价格总额、货币流通速度、货币供给结构以及信用扩张等因素。只有把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才能判断新增货币是否超过了社会商品流通的实际需要,以及这种超过如何影响货币购买力。然而,帝国主义时代的通货膨胀往往是由超发纸币而引起的,中央银行作为帝国主义金融寡头从事金融统治的根本工具,就不可能客观的根据实际上的商品流通发行货币。正如金本位的崩塌是由于欧美中央银行发行信用货币时逐渐抛弃了黄金保证和信用保证,将本国军费开支也日益扩大地注入到信用货币,使得信用货币从原来的根据比例兑换黄金,到达到一定数量门槛兑换,再到后来的完全无法兑换黄金。至此,金本位制度崩溃,信用货币也逐渐脱离了与黄金之间的固定兑换关系,成为不能直接兑换黄金等贵金属的不兑现纸币,其发行和流通越来越依赖国家信用。当国家为满足对剩余价值的贪欲、弥补财政赤字而滥用货币发行权时,超发纸币便成为其弥补财政缺口的手段。由此,纸币的购买力随着国家信用的削弱而不断下降,甚至出现极端贬值的情况。在一些殖民地国家,纸币可能因此形同废纸,本国货币体系也陷入严重危机,甚至丧失货币主权。

当货币发行超过社会经济运行所能吸收的程度,并最终推动物价持续上涨时,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就受到侵蚀。即使工人获得的名义工资没有发生变化,其工资所能够购买的生活资料也会减少,在工资增长落后于生活资料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工人的实际工资就会下降。这意味着,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并不是抽象的数字变化,会具体反映到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食品、住房、交通、医疗和其他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都会增加工人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货币支出。考察货币发行的阶级影响,不能只停留在货币数量和物价指数上,还必须进一步考察不同阶级的收入来源、资产结构、债务关系以及工资调整能力。货币贬值所造成的负担并不是平均分配的,工资收入者尤其是缺乏资产和议价能力的无产阶级,往往更容易受到生活成本上涨的影响。

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中央银行和金融体系组织货币发行及信用活动,使货币成为资本运动的重要媒介。货币数量、利率、信用规模和货币购买力的变化,都会影响资本积累、商品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国家通过扩大信用、增加货币投放等手段缓解金融风险和经济运行中的矛盾。但是,这种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利润率下降以及资本积累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当货币扩张进一步引发物价上涨,而工人阶级的工资收入又不能相应提高时,货币贬值就成为垄断资产阶级搜刮劳动人民实际收入的一种途径。

虽然,不能把所有通货膨胀都简单归结为中央银行印钞,也不能把货币贬值理解为资本家直接从每一张新增纸币中占有了相应的剩余价值。实际上,通货膨胀的形成涉及资本主义无限制扩张生产、商品流通过程的堵塞、信用不足和国家财政金融政策等多方面因素,以及最根本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但是,中央银行的超发货币完全不是以客观的经济关系作为依据的,超发的每一分纸币都在客观上加剧了工人阶级被剥削的状态和物价的飞涨。

结语 ​

纸币从印钞厂的商品生产到中央银行的正式发行,经历了两个性质不同的经济过程。前者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印钞厂工人通过劳动生产具有商品价值的纸币印制品;后者则是货币发行过程,纸币经过中央银行的授权,取得执行货币职能的资格。在这一过程中,印钞厂通过商品销售实现纸币印制品的商品价值,而中央银行取得的是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货币发行物。纸币印制品的商品价值与其货币面额之间不存在直接的等价关系,纸币执行货币职能也不以其自身的印制成本为依据。

因此,研究纸币问题,必须同时考察商品生产规律和货币流通规律,既不能把纸币的商品价值与货币面额混为一谈,也不能把印钞成本、货币发行和通货膨胀混为一谈。更重要的是,不能把货币发行看作脱离社会生产关系的中性技术活动。货币制度的运行始终与资本主义生产、信用扩张和阶级关系联系在一起。只有把货币流通放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考察它对资本积累和劳动人民生活的实际影响,才能揭示货币发行及其贬值背后的阶级性质。


  1.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148 页。 ↩︎

  2.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76年9月,第3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