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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合法讨薪,是我第一次亲自尝试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劳动权益。我希望将整个过程记录下来,并结合这次实践,谈谈自己由此形成的一些认识。尤其是通过这次经历,进一步了解无产阶级劳动维权工作的具体流程,考察中国基层调解机构在解决劳动报酬纠纷、维护劳动者权益方面究竟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以及这种维权方式本身存在哪些局限。
当时我去一家餐饮店应聘工作,对方告知试用期为七天,并表示如果没有做满七天,就不会支付工资。我实际工作了三天,每天工作时间约十二个小时。在工作期间,我发现店内同事之间的关系、管理组的工作安排都比较混乱,工作环境格外压抑,管理人员无底线压榨员工,因此决定离职。离职时,我与工贵谈到了工资问题,对方指责我没有提前七天提交离职申请,并明确表示一分钱都不会给。我认为自己已经付出了三天的劳动,理应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即使工作时间只有三天,劳动成果也已经产生,雇主没有理由随意克扣我的工资。
面对雇主拒绝支付工资的情况,我开始寻找合法维权的途径。首先,我通过网上查询找到了相关的劳动维权渠道,并拨打了咨询电话。工作人员建议我联系当地劳动争议调解中心。随后,我联系了劳动争议调解中心,按照工作人员的要求,在约定时间携带身份证前往指定地点办理相关手续。到了现场,工作人员让我填写了一些资料,包括个人身份证信息、手机号码以及涉及欠薪的用工单位信息。
在填写资料的过程中,我还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我实际工作的餐饮店名称、其注册商标所属公司的名称,以及背后真正的上级总公司名称,竟然是三个不同的名字。虽然我发现了这些情况,但最后还是按照工作人员提供的公司名称填写了相关资料。
工作人员告诉我,需要提供能够证明自己实际在该单位工作的证据。例如:
工作期间的排班表。
上下班打卡记录。
能够证明自己在该餐饮店工作的其他相关痕迹。
这些材料都可以帮助证明实际工作情况、工资约定以及用工关系。提交相关资料和证据之后,工作人员便可以帮助我联系用工单位,协调处理拖欠工资的问题。不过,这种处理方式主要采取电话沟通和双方协商的形式。工作人员会联系用工单位,表明自己是劳动争议调解中心的工作人员,告知了对方已经接到劳动者的欠薪诉求,希望双方协商解决工资问题。从整个过程来看,这是一种相对温和的协调方式。另外,我还了解到,即使经过协调,对方同意支付工资,也不会当场结算。工作人员告诉我,款项需要等到用人单位下一个月发工资的日期才能打款。这也意味着劳动者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真正拿到自己的劳动报酬。
我一共工作了三天,按照双方原先约定的工资标准计算,三天应当获得300元报酬,但雇主最初只愿意支付50元。随后,我主动寻找合法的劳动维权渠道,提交相关材料,并在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工作人员的介入协调下,最终使双方达成调解,支付金额提高至220元。
对于工资被扣减的理由,雇主解释称,由于我没有填写离职单,也没有提前提出离职,给其造成了一定麻烦,因此需要扣除部分工资。起初,我并不认可这一说法,也不同意接受扣款。但调解员在协调过程中告诉我,劳动法中对此有相关规定。这让我感到十分无语:原本是雇主拖欠劳动报酬,经过调解,反而变成了劳动者需要为所谓的离职手续问题承担经济损失。尽管我对此仍有不满,但考虑到自身实际处境,也不愿意将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只能接受220元的调解结果。虽然最后仍然没有拿到原本计算的三百元,但与最初雇主提出的五十元相比,已经追回了更多劳动报酬。这次经历让我实际接触到了劳动维权工作的处理流程,也让我知道,底层无产者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寻求帮助,需要准备哪些证据。
不过,这次经历让我对合法讨薪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首先,小额欠薪可以尝试通过劳动争议调解中心等相关渠道进行协调。劳动者需要提供相应证据,由工作人员联系用工单位,促成双方协商。
其次,我也向工作人员询问过,如果遇到更大金额的欠薪,例如用人单位拖欠一个月、两个月的工资,应该如何处理。工作人员表示,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通过诉讼解决,同时可以为劳动者提供免费的律师帮助,引导劳动者了解诉讼程序和合法维权途径。
只是,我对目前这种合法讨薪方式仍然存在一些疑问。从我的实际经历来看,劳资调解采取的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处理方式。工作人员主要通过电话联系用工单位,促成双方协商。这次我原本应该获得三百元,最后调解到二百二十元。虽然追回了一部分工资,但并没有完全实现原本的工资诉求,而且还需要等到下一个月用人单位发工资的日期才能拿到款项。我也因此开始思考:如果无产阶级遇到更严重的欠薪问题,甚至被拖欠一个月、两个月的工资,现有的协调机制究竟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对于收入本来就不高、缺乏法律知识、没有足够时间和经济条件打官司的工农群众来说,诉讼程序本身也可能形成一定的维权成本。即使有免费律师帮助,劳动者仍然需要投入时间、精力,并承担维权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现实困难。
还有一个让我感到矛盾的地方,就是劳动者在维护自身权益的过程中,仍然需要遵守用人单位制定的各种离职手续和管理规定。例如,我这次离职时,对方要求我填写离职单,提前打招呼,不能随意离开岗位,否则就可能以没有履行离职手续为理由,给劳动者的工资结算制造麻烦。当然,劳动者根据《劳动法》履行合理的工作交接义务有其必要性,但用人单位不能借此随意克扣工资。劳动者的辞职权利和已经取得的劳动报酬都受到法律保护,不能因为劳动者没有按照单位内部规定办理某些手续,就随意剥夺其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这说明,劳动者除非走上合法维权或者斗争的道路,也仍然处在原有劳动关系和用工管理制度的约束之中。用人单位掌握着工资发放、工作安排和日常管理等方面的实际权力,劳动者往往需要花费额外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拿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劳动报酬。
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来看,国家和法律都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法律制度必然打上统治阶级意志的烙印。法律并不是脱离社会经济关系而独立存在的,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中形成并发挥作用的。因此,要分析劳动法律制度的性质及其实际作用,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法律条文和具体规定上,而必须结合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中等根本问题进行考察。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者由于丧失了生产资料,无法独立进行生产,只能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活。资本所有者则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购买劳动者的劳动力,并在生产过程中无偿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由此,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形成了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二者在根本利益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劳动法》对工资支付、工作时间、劳动合同等事项作出了明确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约束资本所有者的行为,也为劳动者维护自身的部分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这些法律规定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没有改变资本所有者占有生产资料、支配劳动过程和占有剩余价值的基本事实,更不能够使工人阶级摆脱必须委身出卖给资本家阶级的根源。
因此,劳动法律制度所规定的被剥削者的劳动权益,与被剥削者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剥削关系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而这也正是《劳动法》所要保护的地方。资本所有者在剥削工人,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往往有降低劳动力成本、扩大剩余价值的要求,并尽可能多得通过克扣工资、延长劳动时间、规避劳动关系等方式,将经营成本和风险转嫁给劳动者。面对这些压迫,工人最初只能够依赖于个人的愤恨,但由于整个无产阶级遭受资本家无耻的掠夺的事件层出不穷,遭到不同地方的工人单独或团结起来反对剥削和压迫,严重妨碍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资本主义生产秩序,就必须通过社会改良和调和主义的方式,企图“温和地”解决社会上的阶级矛盾,但是这种温和是有限度,依然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维护等价交换的。
我认为,不能仅仅因为存在《劳动法》,就认为无产阶级的劳动权益已经得到了充分保障。法律规定是一回事,实际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尤其当工人群众面对垄断了一切生产资料的资本家集团时,双方在实际维权能力上存在明显差距。从资产阶级调和主义的角度来看,劳资纠纷的调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劳资双方的具体矛盾,让用人单位支付一部分欠薪,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但这种调解主要解决眼前的个别纠纷,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者依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资本所有者占有生产资料并支配劳动过程的社会关系。在阶级矛盾尖锐,无产阶级不断提出劳动权益要求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国家也会通过法律、行政管理和基层调解等方式处理劳资纠纷,以维持现存社会秩序。对于个别欠薪问题,可以通过一定的让步缓和矛盾;对于超出制度允许范围的集体斗争,则可能采取限制甚至镇压的手段。因此,我们需要警惕把这种温和调解当成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保障。它可以解决一部分具体问题,却无法消除产生这些问题的阶级根源和经济事实。工人如果仅仅满足于个别纠纷得到调解,就容易忽视劳动者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共同地位,以及资本对劳动的长期支配。
这次合法讨薪虽然工资只有三百元,但对我个人来说,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过去,我身边有不少朋友从来没有尝试过通过法律途径讨要工资。他们可能不知道应该找谁,也不知道需要准备什么证据,甚至在遇到欠薪时只能被动接受。我通过这次实践,至少弄清楚了几个问题:
遇到欠薪,可以主动寻找劳动维权渠道。
排班表、打卡记录以及其他工作痕迹都需要注意保存。
用工单位的名称、注册公司和实际经营主体可能存在区别,需要认真核实。
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可以提供一定的协调帮助,但这种协调有其实际局限。遇到较大金额的欠薪,是需要真正进行劳动仲裁、诉讼打官司了,但不用想了,拖欠了两个月不给仲裁也是被拖着,因此罢工就真正的起作用了!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这次经历,让更多被剥削群众了解合法讨薪的具体流程,同时也认识到这种方式的局限。如果合法维权能够帮助劳动者追回一部分工资,我们当然可以利用这些渠道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对现存的劳动关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更不能把个别欠薪问题得到解决,当成无产阶级整体处境已经得到改善的证明。
事实证明,小额欠薪有时可以通过调解得到解决,但当我们把视野扩大到整个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生产过程,就会发现,无产者长期面对的低工资、长工时、管理压迫、劳动报酬被拖欠等问题,都与资本追求利润、压低劳动成本的生产关系密切相关。因此,让那些仍然等待用人单位自觉解决问题、对合法调解抱有过高期望的工人能够进一步认识现实:小额即使用合法讨薪解决了,但在大额欠薪以及被反复压迫剥削侵害工人利益的时候合法讨薪和黄色工会就是无用的软趴趴的东西。因此工人们要站起来用强硬的态度夺回属于自己的权益和薪资。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由工人阶级自己争取。个别劳动者的维权经验,需要通过交流和总结转化为更多劳动者的共同认识。我们应当调查工人的实际处境,了解欠薪、克扣工资、超时劳动等问题产生的具体原因,帮助工人认识彼此共同面对的利益矛盾。这次讨薪虽然只追回了二百二十元,但它让我实际接触到了劳动争议调解机制,也让我对劳动法律制度、劳资关系和阶级调和有了更加具体的认识。我希望把这次经历作为一次调查和实践的记录,供其他劳动者参考,也希望今后能够继续深入了解劳动者的实际处境,在具体的劳动实践中积累经验,推动更多工人认识自身的共同利益。最后我看到很多年轻的劳动者还是中年劳动者也逐渐的开始进行合法的讨薪,并且斗争的程度和范围并不完全包括合法斗争,当法律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维护劳动力商品与劳动力价值之间的等价关系时,那么作为劳动力商品的工人阶级如果想摆脱商品的地位、摆脱雇佣奴隶的身份,就必须推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