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左翼的舆论宣传中，比毛主席的继续革命论更广泛地流传的，是所谓“特权阶级异化论”。这一类论调把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和其背后的阶级本质割裂开来，将一个抽象的“官僚”“特权阶级”作为其倡导者攻击革命领袖的靶子。托派的理论，即托洛茨基主义，包括写出《新阶级》这部旷世奇书的自由派分子吉拉斯，还有那些秉持“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人，就是这些论调背后的倡导者的典型代表。这些反动论调很显然误导了人民群众，使他们向社会主义发起攻击。我们作为坚持马列毛主义的共产党人，为了在群众中间宣传革命，就必须对这些论调及其背后的思想根源进行彻底的批判。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托派们常用的话语吧：

“官僚从无产阶级手中夺去了政治权力。为了保证他们自己的利益、收入和特权，官僚建立了一个无限制的个人独裁制度。”

“斯大林主义不是一种新的阶级统治，而是无产阶级专政在极端落后和帝国主义包围条件下的一种极度畸形、官僚化退化的产物。”

“苏联的官僚主义地退化了的工人国家，其经济基础依然是国有化和计划经济。官僚阶层是寄生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如果说官僚是‘捍卫公有制’的，那也只是因为公有制构成了他们自身统治和特权的唯一物质前提。他们捍卫公有制，就像寄生虫捍卫它所寄生的宿主一样。”

“或许它还算工人国家，但无产阶级专政已完全荡然无存。退化的工人国家处于官僚专政之下。”（引自《被背叛的革命》及第四国际文献）

而后来曾经试图在南斯拉夫引入托洛茨基主义、被捧成“异端马克思主义明珠”的吉拉斯在《新阶级》一书中这样写道：

“在共产主义国家，虽然没有私有财产，但国家机构对生产资料拥有绝对的控制和分配权。因此，掌握这种权力的官僚集团就成了事实上的新统治阶级。”

托洛茨基本人没有明确说过官僚是独立的阶级，但是现代托派仍然或多或少地向吉拉斯的表述靠拢。以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创始人托尼·克里夫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流派，和美国托派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沙赫特曼为代表的官僚集体主义流派认为苏联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工人国家，而是诞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由官僚作为一个全新剥削阶级所统治的新型阶级社会。这一观点比吉拉斯提出《新阶级》的时间还要早一些，两者的底层逻辑高度一致。​以第四国际（如曼德尔为代表）为主的正统托派，虽然在名义上坚守托洛茨基的“退化的工人国家”（或对后发革命国家的“变形的工人国家”）概念，在理论上不承认官僚是一个合法的、长治久安的“历史性阶级”（因为缺乏私有产权继承权，且在苏东剧变中官僚最终纷纷主动把公有制瓜分为自己的私产，这在他们看来印证了托洛茨基的预言——即官僚如果不复辟资本主义就无法转化为真正的资产阶级），但在描述官僚的实际政治经济特权、对剩余价值的支配权以及对无产阶级的压迫时，现代正统托派使用的词汇和批判力度，也常常和吉拉斯的描述非常接近。因此，本文对“官僚阶级论”的剖析与批判，并不是笔者臆想的“托派”稻草人，而是在现实中被“认同托洛茨基主义”的诸多派别或多或少予以承认的一个观点。(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也有部分托派是反对本文所批判的对象的，他们和大多数托派一样，认为上世纪根本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实践，都是搞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观点我们在以后的部分会讲。）

要回答“官僚是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不回到列宁的经典论述：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成文和固定下来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自己所支配的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

现在又涉及到了另一个问题，什么是官僚？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有这样的表述：

“官僚机构是一个意识的等级共和国，……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奥秘。保守这种秘密在官僚界内部是靠等级制组织，对于外界则靠它那种闭关自守的公会性质。”​

“国家目的变成了国家的各种意图，或者说，国家的意图变成了国家的目的。……官僚机构认为它自己是国家的最终目的。”

列宁也多次指出，官僚就是“享有特权的、脱离群众的、高高在上的一小撮管理人员”。也就是说，官僚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中因为个人独裁而产生的东西，而是剥削阶级用来实现自身阶级统治，执行阶级意志的工具——这个工具常常体现出脱离群众、办事推诿，利用手中的行政指挥和分配权对群众进行管、卡、压的特点。托派分子们为什么说官僚不是资产阶级分子，而是什么“社会主义异化物”呢？他们恰恰是死咬住列宁那句划分阶级的经典话语，硬说“官僚只有管理权，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

我们从列宁的那句划分阶级的经典话语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判断一个社会群体是否成其为一个阶级，就必须考察该社会群体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它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主要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但是，生产关系还有另外两个部分——分配方式和相互关系，它们也会对所有制关系起到反作用——人类历史上历次所有制的变革都能体现出这一历史的辩证法。实际上，所有制决非一张废纸般的契约或法律条文，而是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对剩余产品的占有权以及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如果一个集团可以任意支配几百万亿的国有资产、决定生产什么、拿走绝大部分剩余价值用于自身的特权消费和官僚特权再生产，那么在经济实质上，他们和私人资本家行使的职能就已经没有区别了。这种“集体占有”或“实质占有”，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官僚化的私有制。这些官僚的作为也决非是为了“保卫公有制”，而是为了把无产阶级先锋队和群众赋予他们的对生产领域的支配权、管理权转化为事实上的官僚资本所有制。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资本主义还没有全面复辟时，那些“官僚”不仅贪污腐败，而且还利用手中权力暗中支持投机倒把、开设地下工厂、明目张胆地进行资本主义性质的剥削、给党外的资产阶级分子大开绿灯；他们在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篡夺了政权后，那些“官僚”们更是加强了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他们搞物质刺激，看似是劳动者“多劳多得”，“这种激励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实际上是为了通过扩大收入差别来分化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体验过工资被拆分成种种“绩效”“奖金”和基本工资，犯点小错就被扣除一大半工资的人都知道，这种方法不过是为了加强对工人的剥削；所谓的利润挂帅也根本就不是什么调动积极性、满足人民需求，而是穷尽泰罗制、“谢基诺试验”等一切手段把工人的剩余价值吃干抹净。在苏东剧变时，那些口口声声“捍卫公有制”的苏联官僚阶层，在体制崩塌的前夜和瞬间，极其自然、毫无阻碍地把他们长期“代管”的国家财产，通过私有化浪潮瓜分变成了自己的私产。​曾经的苏联红色经理人、各部部长、党政高官，几乎无缝衔接摇身一变，成了俄罗斯的第一代寡头和资本家。历史证明，官僚对管理权的长期垄断，不仅“试图”转化为所有权，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未变质时就已经部分地将其管理权转化成了他们的私有产权，只要外部条件成熟，这种转化可以瞬间彻底完成。

阳和平有一个极其形象的类比：走资派是蛆，资产阶级是苍蝇，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就是从蛆变成苍蝇的过程。在这里我们要进一步引申这个类比——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官僚，本质上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附庸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影子的产物，而不是“斯大林主义个人独裁”的结果，就像蛆和苍蝇本质上仍然是同一物种一样。奴隶制阶级转化为地主阶级，地主阶级转化为资产阶级，它们的剥削逻辑不仅在法理上发生变化，其本质也改变了。而“官僚新阶级”转化为典型的资产阶级，它们剥削的逻辑、阶级再生产的方式在形式上有差别，本质上并无不同，根本不构成一个“新阶级”。如果说还处在”蛆“这个萌芽阶段的走资派官僚因为他们的表面行为和“典型的资产阶级”大相径庭，就可以说他们在本质上是两个物种，那么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那些商业资产阶级可也没有像”典型的资产阶级“那样搞什么扩大再生产，而是到处通过殖民掠夺实现资本原始积累，难道他们就不属于资产阶级的行列了吗？

当然，这些托派先生们一贯喜欢咬文嚼字，他们说，“斯大林时期和你们所谓的苏联修正主义时期，官僚始终作为‘社会主义异化物’寄生在公有制框架内，因为官僚们只要下台就会丧失别墅、特供和子女教育特权，他们手中的特权既不像资本帝国主义那样可以继承，他们通过特权从无产阶级身上剥削来的剩余价值形成的‘隐形资本’也因为法律限制没有形成资本循环。苏联时期的特权阶层主要是通过特供体系消耗剩余价值，这种消费剩余价值的模式具有保守性，而这是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逻辑背道而驰的。”

这些自诩“真正继承了马克思和列宁学说”的托派先生们，在论述官僚问题时，仅仅从所谓“公有制框架”“特供体系”“特权没有继承性”等法律意义上的字眼和表面现象出发分析，而拒绝对苏联官僚在社会生产和经济运动中所占的实际地位进行考察，还抛出一个“根据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相关资料，苏联的特权阶层主要是通过特供体系消耗剩余价值”这所谓的实证来堵住反对者的嘴巴。这是何等“高明”的理解，对马列主义何等高明地运用啊！

让我们仔细拆解他们的逻辑吧。首先，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享有特供体系（如克里姆林宫食堂、特供商场、专勤医院、高级别墅等）的核心官僚及特权阶层（即所谓“官僚名门”或 Nomenklatura），连同其家属在内，总人数在几十万到上百万人左右，占当时苏联两亿多总人口的极小比例，而苏联国民收入（或剩余产品）绝大部分被投入到了重工业与基础建设（占用了国民投资的巨大份额）、​庞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和​全民的基础社会福利与常规消费，也就是国民经济的扩大再生产——相比之下，几十万人再怎么穷奢极欲、吃好穿好、住别墅，其个人消费在整个国家几千亿卢布的国民生产总值（GNP）面前，也只是九牛一毛，绝对不可能达到“消耗了大部分剩余价值”的程度。根据西方经济史学界对苏联解密官方统计数据（如格里戈里·汉金、诺曼·斯通等学者的测算）的研究，苏联经济有一个极为反常且突出的特征：其国民收入中用于资本积累（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长期高居全球之首，远超同期的美、日、欧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1950至1970年代，苏联的资本积累率（即扣除消费后，投入到新建工厂、基建、机器设备等扩大再生产中的剩余价值比例）常年维持在 30% 至 40% 甚至更高。因此，把苏联特权阶层对剩余价值的支配说成保守性的、仅用于特供体系的行为，进而否认资本主义再生产逻辑的存在，这是通过割裂整个社会生产过程进行断章取义的行为，在历史实证和经济学数据上也是不成立的。

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的表述，资本循环的过程分为以下阶段：第一个阶段（流通领域），资本家在市场上用货币（G）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W），将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第二个阶段（生产领域），工人在生产资料上耗费劳动力，进行实际的物质生产。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不仅再生产了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工资），更创造了剩余价值；第三个阶段（流通领域），资本家把生产出来的带有多余价值的商品重新拿到市场上卖掉，换回更多的货币，实现货币资本的增殖。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多剩余价值，会将货币资本的增殖部分追加进生产领域的投资、研发更加先进的机器设备、雇佣更多的工人以扩大生产，周而复始。苏联后期的官僚特权阶层，恰恰是通过国家计划委员会、各个工业部，把从全社会工人身上榨取出来的剩余价值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国家预算、新工厂的基建投资、重工业和军工复合体的再生产（这种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可谓空前绝后），而不仅仅是贪污了一笔钱，或者像封建地主把收来的租子拿去修园子、买丫鬟那样，利用特权多吃多占、买几栋别墅、搞点特供商品。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苏联后期的官僚集团在社会生产中行使的职能，实际上就是恩格斯预言过的、作为一个国家整体的“总资本家”。

从这一观点出发，托派分子所依据的那些“反例”就一个也无法支撑他们的观点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完全的计划性当然是托拉斯所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对能有的。但是尽管托拉斯有计划性，尽管资本大王们能预先考虑到一国范围内甚至国际范围内的生产规模，尽管他们有计划地调节生产，我们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在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看来，这种资本主义之‘接近’社会主义，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已经不难实现，已经可以实现，已经刻不容缓，而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同样地，苏联后期的官僚集团“接近”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他们还能遵守公有制的法则，只能证明他们是国家垄断资本家，是作为资本家的整体——他们内部的运作机制和“典型的垄断资本企业”并没有没多大区别。这也能表明，斯大林死后的苏联尽管已经变质成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权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是因为它继承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大部分官僚机构及其运行规则，继承了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外壳，所以就像摩尔根通过考察现有的原始部落来推演整个原始社会的演进一样，它同样也可以作为考察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运动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参照。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

“ 帝国主义——即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由于金融资本的统治和竞争的加剧，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使‘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无比残酷地强化起来了。”

需要注意的是，这段话是列宁为了批判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观点，对马克思在1871年做出的“英国和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没有官僚军事国家机器”这一结论进行的剖析。让我们回到前文对官僚这一概念的定义，结合列宁的这段话，就可以发现：官僚制并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它是资本走向垄断和帝国主义阶段的必然产物。当资本集中到一定程度、社会矛盾极度激化时，资产阶级为了维持其统治和海外扩张，必须在英美这样传统的“自由”国度里也迅速膨胀出一套庞大、压抑且脱离群众的官僚军事机器。在后期的苏联，因为篡夺政权的官僚资产阶级直接继承了一套紧凑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所以这套经济体系从复辟伊始就会具有高度垄断的性质，而且是由国家机器直接支撑的；而在原来的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没有彻底清除官僚制，虽然意识到要限制它，但后续却适得其反——这就促使官僚制像历史上垄断资本控制的国家机器逐步官僚化、严密化一样，被不断加强。可以说，现代的官僚制本身就是资本剥削逻辑的必然结果。我们在现代那些典型的垄断企业中也处处可以看到科层制的官僚，也处处可以看到各种形式主义、为了晋升而唯上级是从、为了争夺预算、资源和地盘而互相封锁信息和筑起部门壁垒、用KPI和末位淘汰来压榨员工等让普通劳动者深恶痛绝的现象，而苏联后期的官僚集团的作为——企业厂长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产值或产量指标而弄虚作假、甚至制造不合用产品；各工业部之间互不买账、各自为战（甚至出现了著名的“部类壁垒”），这些官僚特权割据现象——和那些典型的垄断资本企业如出一辙。

诚然，单单只看这些官僚的行为，的确很容易就把他们看成是和资产阶级不同的东西，仿佛他们真的只是那种不顾利润和产出瞎指挥的、“按权剥削”、不顾资本再生产的所谓“封建地主阶级”，以致于人们说出了“奴隶主（指国内的官僚）不如资本家”的话语。但是，这不过是自由派和革命队伍内部的机会主义分子制造的滤镜罢了。前文只是从事实方面对那个所谓的“实证”进行了驳斥，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苏联后期“计划经济”下饱受诟病的官僚集团内部的特权截留和寻租问题。

**必须注意到，“官僚”的修正主义政策不仅仅是被机会主义分子大谈特谈的东西，它们总是伴随着扩大企业自主权、物质刺激、利润挂帅这些旨在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扩大差别的措施。**作为“集体总资本家”的国家机器以及代表国家管理企业的各级厂长、经理不仅通过各种管、卡、压的措施直接对工人进行直接的剥削，而且也通过争取预算、扩大基建项目的方式进行间接的剥削。当全社会的剩余价值被国家收缴之后，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剩余价值大池子”。在这个池子怎么分、谁分得多、谁分得少的问题上，就展开了激烈的官僚内部再分配斗争。对于进行经济规划的官僚们来说，如果把资本大量投向轻工业和农业，由于直接面对广大民众的消费极限，极其容易因为“有效需求不足”而迅速引发传统意义上的消费品过剩和利润率下滑；他们的KPI是上级下达的产值指标、生产总吨位、基建投资额，而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不仅能够完美容纳庞大的资本体量，更能通过国家信用兜底、高昂的进入壁垒和无休止的固定资本更新，为垄断集团提供最稳固、最庞大的权力基石与剩余价值榨取空间——只要不断扩大重工业和军工生产（即扩大直接剥削的规模），这个庞大的剩余价值池子才会越来越大，官僚集团才能够从中分到更多的好处、维持更高的特权。于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部门的官僚们凭借其在国家机器中的战略地位，成功通过争取预算、扩大基建的方式，把大笔剩余价值划拨到自己的“部门领地”中，通过层层转包、物资截留和特权消费据为己有。

我们只要把现代的大型垄断企业和苏联后期官僚集团放在一起比较，就可以发现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都知道，谷歌开发的AI，也就是Gemini，在最近半年里面出现了严重的“降智”，而这是由谷歌公司内部各个部门争夺算力（GPU）、争夺预算、争夺HC（Headcount，编制），导致管理混乱不堪导致的。当企业膨胀到十几万人的巨无霸时，它内部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自由市场了。各个部门（比如谷歌的云服务、搜索、硬件、各路 AI 实验室）不需要去市场上自负盈亏地买算力，它们的算力、预算和人员编制，全部来自于公司高层的内部行政规划和预算再分配。一个总监或 VP 的权力有多大、能不能升职加薪，不取决于他给公司赚了多少微薄的净利润，而是看他手下管着多少人、手握多少台 H100/B200 算力集群、掌控着多么宏大的战略项目；然而资源是有限的，且不是靠市场价格自动调节，而是靠政治斗争分配的，所以部门的高管们就开始搞办公室政治、拉帮结派、向高层表忠心、写精美无比但空洞的 PPT 汇报。这么一比较，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苏联后期的官僚资本集团的行为和谷歌这一类大垄断资本内部的矛盾在运作逻辑上是互通的——只要生产资料和资本集中到一定规模（无论是私有垄断资本还是国家垄断资本），自由竞争的外部市场就会在微观内部失效，取而代之的一定是庞大的科层官僚制、行政化的人事斗争，以及围绕着核心资源展开的残酷内耗。列宁说，“尽管他们有计划地调节生产，我们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在这种为了争夺剩余价值支配权的争斗下，苏联后期的“计划经济”充其量和一般垄断企业内部的生产计划一样，社会生产和典型的资本主义一样处于无政府状态。更何况官僚们为了捞取更多利润而用“谢基诺试验”等手段直接剥削工人了！

按照托派和其派生出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们的意见，难道谷歌这一类垄断企业内部的高管们就不是资产阶级而是什么“封建官僚”吗？马克思说过，“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刚刚出世，不能单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榨取足够的剩余劳动的权利。”资本维持自身的统治，从来就不是仅靠经济关系上的强制力，而一定要使用冗杂的官僚系统。此外，托派在这一问题上的判断标准也是极其荒谬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就是将劳动力作为自由买卖的商品，而他们在论述时却把标准偷换成了有没有形成资本循环，这就是典型的不分主次的行为，和马克思的学说毫无共同之处——如果按照“消费不具扩张性、不搞扩大再生产就不是资产阶级”的逻辑，那么历史上许多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官僚资本家，甚至一部分只知挥霍祖产的没落资本家，难道就不属于资产阶级了吗？难道企业中的高层管理人员就不属于资产阶级了吗？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是一个宏观经济规律，它并不以某个具体个人或某个官僚集团是否天天想着“拿剩余价值去投资开公司”为转移；“资产阶级”更不是私有企业主的身份标签，它是“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这些先生们的判断标准是在用一种极其古典的、甚至有些幼稚的“自由竞争时期资产阶级”标准（即资本家必须亲自拥有并世袭私有厂房股票）套用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在最典型的西方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如跨国大公司）中，所有权与经营权也早已发生分离。大量的大型股份公司由职业经理人、CEO和董事会管理。这些职业经理人拿着极高的薪酬，全权支配几十亿、几百亿美元的资产，拥有绝对的行政指挥权、人事任免权和剩余价值分配权，但他们可能并不拥有这家公司多少股份，甚至随时可以被董事会解雇——这和“待遇随时收回、不能世袭、没有法定私有产权”的苏联官僚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难道那些手握几千万年薪、支配庞大资本、决定无数工人命运的现代跨国公司高管，因为“缺乏最终的法定所有权”或“随时可能被撤换”，就不是资产阶级或资本的代理人了吗？显然不是这么回事，苏联后期的官僚集团不过就是一个集体性的、国家级的垄断职业经理人群体罢了。

如果他们没有事实上的所有权，如果后期的苏联真的只是“公有制异化”的“堕落工人国家”，为什么他们能在苏东剧变时迅速地把原来的国有资产私有化？他们又是“保卫”的哪门子“公有制”呢？没有一个真正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会允许这么做！然而我们自视甚高的托派们及其派生物们却能得出如此违背现实的结论，其原因不过是他们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辩证法，只知道按照事物的表面现象而不是按照探究出的本质来定性和考虑问题！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苏联后期的官僚们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实际上掌握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却明知自己的特权被“法律条款”束缚而不直接彻底私有化呢？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马克思从来懂得社会历史的变化是一个辩证的过程，懂得用革命的辩证法去看待历史的惯性，而自命为“马克思和列宁学说的继承者”的托派及其派生物们因为抛弃了这一点，转而采取了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像他们树立的“斯派”稻草人一样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甚至开始自相矛盾起来：他们一面根据列宁的原话认为“官僚”是一个“新阶级”（即占有社会生产资料），一面却又根据抽象的“法定所有权”认为“官僚”“没有所有权只有管理权”！

既然苏联后期的官僚体制是从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蜕变而来，那么他们也必定是在这一“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基础上复辟私有制的。苏修官僚身处国家垄断机器中，铁饭碗绝对有保障，不管经济搞得好不好，只要国家的资源源源不断，他们的部长、书记、厂长地位就稳如泰山；他们不需要承担私有财产的投资风险，却能无偿调用成千上万吨的钢材、几百万公顷的土地和千千万万名工人的剩余劳动力。别墅、疗养院、特供商品、专属医疗、出国考察、子女通过特殊通道直升名校——对于当时的官僚个人而言，这在社会上已经处于绝对的顶端。而且苏共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还确立了“保持干部稳定”的路线（不轻易清洗官僚），所以就在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暂时的平衡。此时的苏联就像阳和平说的那样，是一个“畸形的、不按照按资分配的资本主义国家”。

但是，上文提到过，此时的“计划经济”已经和典型的垄断资本企业内部的生产计划没什么区别，已经变成苏修统治集团内部争夺资源时实现暂时平衡的工具了——一个公司内部各个部门的利益争斗最多就是产品出问题，但是这种冲突放大到国家层面，就是“计划经济”的外壳下各个利益集团由于发展不平衡这一绝对规律而发生更为激烈的冲突——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由于能够跳出资本逐利性这个框架，所以各部门之间还能有效地协调；走资派上台以后，扩大企业自主权、利润挂帅以及上文提到的各部门之间争夺资源和预算，这些实际上就造成了生产无政府状态，也随之在垄断体制内产生了形形色色的、互相之间矛盾愈发激化的利益集团。就像阳和平说的那样：

“（苏联体制）崩溃以前的统治方法，是不符合这个基本原则（按资分配）的。苏联的新生的资产阶级一开始必须在计划经济的外壳下运转，直到这个外壳再也不能容纳他们资本积累的极限，不能适应资产阶级的这种基本原则。所以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利益集团的经济实力会随着生产资料和科技的发展而变更，所以原来一党执政的计划经济无法摆平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你比如说，煤炭的价格，钢铁的价格，布匹的价格，生产量等等，在市场经济下，那他通过价格就调解了，但是计划经济下，你得要价格规定、生产计划的调整，这利益集团里面可以想象矛盾越来越大。因为资本主义下科技发展不是均衡的，不是每个行业每个地区都是那么平稳的发展。如果有的地方突然有个新科技出现了，那么他的影响力就会增加，计划经济体系里面怎么能满足他膨胀起来的东西，太难了。......所以没有资产阶级民主这个摆平统治阶级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所造成的越来越激化的矛盾，崩溃是这种制度的必然结果。这个道理和帝国主义战争无法避免是一样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不光是造成一个国内各个资本集团的势力大小改变，也会造成国家之间的实力的变迁。因此，各自的势力范围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没落的不甘心让位于崛起的，先富不能带动后富，反而要时时刻刻防着后富颠覆先富，这在统治阶级内部是同样的。”

随着时间推移，官僚特权膨胀到了极点，当第一代、第二代官僚老去时，他们发现自己虽然权倾朝野、腰缠万贯（隐形财富），但他们的儿子无法合法继承这个部长或书记的席位。此时，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已经因为苏联经济在70-80年代陷入全面停滞（物资匮乏、科技落后于西方）而变得异常尖锐，于是他们开始担心如果哪天政治风向变了，或者新领导上台，他们积累的特权随时可能因为高层的斗争而化为乌有。于是，他们不再满足于当一个“随时可能被收回待遇的职业经理人”，他们要合法性、要世袭、要私有化。也就是说，苏联的官僚集团继续维持那个“计划经济”的外壳，这和北欧的福利制度一样，并不是简单一句“掩盖阶级剥削实质”就能解释，这只是结果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就在于，这个体制在前几十年为他们提供了零风险的特权保障；而他们最终选择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亲手砸碎这个体制、搞全盘私有化，正是因为他们要将几十年来通过权力积累的隐形优势，最终“合法地”固化为子孙万代的私有财产。托派们正是忽视了苏联官僚集团这些决策背后的现实基础，觉得如果这个阶级占有了生产资料就必须立刻“随心所欲”地变成他们以为的“典型的”资本主义，而这种看待问题的方法恰恰导致了他们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

让我们再回到前文《资本论》中总结的资本循环过程，资本循环的过程不过是资本主义下劳动力作为商品属性的具象化，体现的是资产阶级对劳动者的隐性控制。实际上，只要劳动力还具有商品的属性，只要“官僚”能够决定哪个工人的去留、控制工资和奖金的数额，虽然不像“典型”的资本家那样明显，但是资本循环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而社会主义时期的“官僚”们恰恰是从这里着手逐渐夺取所有权的。需知法律法规的颁布都有其对应的已经充分发展的现实基础，从苏联1961年颁布并长期严格执行的“反寄生虫法”（Anti-parasite laws）就可见一斑：如果所有人都在社会主义公有制里被完美安顿、绝无失业，国家根本无需动用刑事手段去大规模惩治那些“不从事国家认可的社会劳动”的人；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之所以要颁布这个法律，恰恰是因为他们已经破坏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必要条件，篡改了生产的目的（从满足人民需求变成了一味地追求利润），导致社会上特别是落后地区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存在大量游离于国家计划体制之外的自由劳动力、失业者、不愿被国企绑定的临时工或“边缘人”。此外，无论是在修正主义上台后的苏联还是中国，都存在一个普遍现象——各级官僚（特别是地方州、市级官员及国营工厂厂长）利用行政特权，将国营企业的原材料、机器设备和劳动力挪作他用，建立起实质上的私营“地下工厂”。这类案件往往涉及地方各级官僚系统的全面庇护（即所谓的“保护伞”）。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苏联和中国的走资派官僚掌权后推行的政策，恰恰就导致了社会上大量失业人口的产生（甚至可以说这就是他们的目的）——而保持大量的失业人口正是进行资本循环（G-W-G’）的重要条件。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就可以厘清一个误区，那就是官僚特权阶层不完全等于贪污腐败分子，更不完全等于利用制度合法地多吃多占的官僚。通过对苏联官僚集团的行为的分析，就不难看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所谓的官僚特权阶层为了能够合法化盘剥劳动人民的特权，就不会仅限于自身的多吃多占，必定要推行种种旨在恢复旧剥削秩序、把自己手中的委托管理权转化为所有权的措施；他们乱上马项目、搞浮夸风等极左行为和利润挂帅、试图扩大企业自主权等右倾行为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目的都是为了扩大自己对剩余价值的支配权，把自己的管理权转化为所有权。从这一结论出发，就不难得出，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独立的“新阶级”，而和资产阶级没有本质区别。事实也正是如此，苏联和中国的走资派官僚们从来不满足于自己在现有体制下的特权，而是卖力地推行“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和种种对群众“管、卡、压”的举措，阻挠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主张“搞活经济”，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些行为无一不是为了将劳动力重新变成商品，为了阻挠劳动者把名义上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转变为事实上的所有权，也就是给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复活撬开缝隙。这实际上就是他们作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再生产，在经济领域也会因此而形成一套基于党内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隐形资本循环。在社会主义社会如此，在以后期苏联为典型的修正主义政党掌握的国家更是如此。

脱离了这个深挖经济关系的判断和分析，就会把对“官僚”的阶级属性这一问题的解释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矮化成道德层面的批判，甚至会把斗争的对象从资产阶级偷换成一个抽象的“官僚”，把矛头指向的东西从和社会主义尖锐对立的官僚资产阶级变成社会主义本身，而这恰恰是历来的托派、无政府主义者等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在实际上产生的作用——托洛茨基主张“进行政治革命推翻官僚国家”，看似和毛主义的“继续革命论”神似，实际上丝毫没有撼动官僚制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它认为“公有制”就是“公有制”，只要打倒了一个独裁者、设计一套万能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等待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万事大吉了。结果这一主张并没有导向他们眼中“纯粹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和修正主义混淆起来，最终导致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本身，给资产阶级自由派做了嫁衣，给无产阶级甚至没有带来一点哪怕成效再微小的“改良”。可以说，托洛茨基的这个主张就是从早已被马克思批烂的“巴枯宁之问”那里抄来的，除了跟在自由派屁股后面天天念叨“先锋队必然腐化”来消解革命的正当性，到处在革命的共产党人中间搞破坏，把工人们从革命的道路上误导到资产阶级所愿意的道路上去，他们还会干些什么呢？他们天天把历史上作为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帮凶的中国托派和托洛茨基主义切割开来，但是我们从这里就能看出，中国托派的抽象行径，不过是托洛茨基主义本身反历史唯物主义性质的必然产物罢了!

问题很明显：**托洛茨基主义及其变种，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问题上的观点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和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论”没有半点相同之处。**只有对托派的“官僚阶级论”进行深刻批判，才能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分析问题做进一步的阐释。很显然，托派在官僚问题上的错误并不仅仅是名称和定义之争，它和这一机会主义派别的核心政治主张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在下一节我们就来谈谈托派最喜欢用马克思和列宁原著进行诡辩的问题，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定义之争，并且要讲清楚这和本节论述的官僚问题跟他们的核心政治主张“政治革命论”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