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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的灵感来源是一本名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的书，此书由秦毅于1952年编著，介绍了新中国改造小资产阶级的一些经验、方法和范例，对于改造当今中国革命者的小资产阶级落后习气也具有不错的参考价值。
此书虽然涵盖了思想改造的诸多问题，但笔者认为其在某些问题上的内容丰富性和理论深刻性不足，因此笔者结合了个人经验写成此文，主要谈谈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如何进行思想斗争的问题，希望能在思想斗争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问题上进行一些补充。以后或许会继续更新该主题的文章。由于个人经验和理论水平有限，希望同志们多多批评本文的不足之处。
1.为什么要有思想斗争？
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思想是带有深深的阶级的烙印的，所谓“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即使是在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组织中，就算革命者已经或多或少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但由于革命者都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中成长起来的，在资本主义的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社会舆论、人际关系中耳濡目染，这些客观矛盾就必然反映在革命者的头脑中，具体表现为各种各样的落后思想——哪怕是原本就出身无产阶级的革命者，也不会例外。有的同志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可能占到七成，有的同志可能占到五成，有的同志甚至可能只有两三成。如果不去主动地指出和斗争同志头脑中的错误思想，让同志自觉地意识到改造思想的重要性，实际上是在顺从自发性，让这些同志不自觉地成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俘虏，客观上就是在害这些同志。
而且，这些同志在参加了革命组织后，就会把头脑中无论革命的、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思想连带着一起带到革命组织中（尽管他们往往不是故意的）。如果不去对错误思想进行原则性的、不调和不妥协的斗争，组织内的错误思想就会慢慢积少成多，且必然反映到组织的具体工作中。没有科学思想的指导，没有思想上的正确、先进、坚决和统一，就必然产生工作上的困难乃至整个组织的混乱。
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甚至可能导致革命组织的领导权被投机分子夺取，使整个组织逐渐走向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从而无法承担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艰巨任务。第二国际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逐渐堕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随着资本主义逐渐发展到垄断阶段，大量小资产阶级破产、地位滑落，连带着他们的落后思想一起加入了党，而党的领导人（尤其是威廉·李卜克内西）对于党内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思潮采取了妥协纵容的态度。与之相反的是，从1942年开始，毛泽东同志等人在延安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的整风运动，清算了原有的错误路线，才保证了党和中国革命沿着一条正确的道路前进。可见，如果无产阶级不去夺取思想阵地，那么资产阶级就要夺取它。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说：**“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因此，革命组织内的思想矛盾是必然存在的，也是必须要主动去解决的。思想政治工作是革命组织的极其重要的工作，任何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自觉地提高自己和其他同志的思想政治水平，将这一工作视为自己的义务。
2.思想斗争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
我们的同志可能知道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帽子”，可以用在犯了不同类型错误的人的身上。但是，仅仅知道“扣帽子”这种一般性的定性方法，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是极其复杂的，也就决定了人的思想是极其复杂的。世界上没有两个人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每个人的思想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在解决不同人的思想问题时，就必须要坚持进行耐心仔细的调查研究，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望闻问切、对症下药”，而不是简单地扣个抽象的“帽子”就结束了。
就拿如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家庭关系举例：有人对父母的情感非常深厚，有人对父母无所谓，有的人则对父母恨之入骨（质）；即使是同样爱/恨着父母的人们，爱/恨的程度很可能又不一样（量）；有人最深爱父母，有人最深爱兄弟姐妹，有人最深爱爷爷奶奶；有人渴望未来成立自己的新家庭，有人抗拒成立新家庭......以上列了那么多种情况，甚至还只停留在表面现象而已。即使是同一个现象，也可能由完全不同的原因产生。例如，有人恨父母，既可能是因为他/她的父母确实是反动的混蛋，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她本身是不懂感恩的寄生虫......
以上可以看出，哪怕我们仅仅是讨论家庭关系这一个方面，情况就已经千变万化了，更何况人的社会关系远不止家庭关系。可想而知，人的思想和思想斗争能有多么复杂。
思想的复杂性，也决定了思想改造具有长期性，所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在实践中，经常可以发现，哪怕我们已经在理论上比较彻底地批判过某一个同志的思想错误了，该同志也确实做了反省了，短时间内也确实有了一些明显的进步了，但是该同志的思想错误仍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存在着、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甚至还有可能重新犯严重错误。这种现象是常见的，是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在人的头脑中的体现。谁要是妄想不走任何弯路，不经过任何曲折，就能一刻不停地、直接地、一次性地改造好任何一个人的错误思想，就必然要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的“左派”幼稚病的错误。这要求我们每一位立志于改造同志落后思想、改造人类社会的革命者，除了要拥有坚定的立场和丰富的经验外，更要有极大的耐心，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当然，我们也要反对个别落后同志以“思想改造具有长期性”为借口而停滞不前乃至开倒车的倾向。其他同志的思想斗争仅能起到外部的帮助作用，如果一个人内因实在太差，自身没有任何改造的意愿，即使其他同志给了再多的帮助，也是无法使得此人取得进步的。
3.分清两类矛盾
本文所谈的思想斗争，主要是指同志内部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斗争，而不是敌我矛盾性质的思想斗争。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解决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不管是把人民内部矛盾错当成敌我矛盾，还是把敌我矛盾错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在实践中都会遭到十分惨痛的后果。那么，我们就需要区分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敌我矛盾。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当今中国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阶级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而私人垄断资产阶级与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二者与国外垄断资产阶级共同残酷剥削着中国劳动人民乃至其他落后国家的劳动人民。他们都是劳动人民的死敌。只有在马列毛主义的指导下，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重新建立社会主义的中国，才能真正实现劳动人民的解放。而在当今，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尚处于不觉悟的状态，即使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也尚未自觉认识到必须要推翻修正主义政权、重建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在当今，只要是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就属于人民的范围。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就必须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要牢记“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我们后面会谈到这一点）。
同时，理论和实践都早已证明，“安、托、西、修”（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在革命运动内部起到非常恶劣的破坏作用，阻碍着劳动人民的解放，为资产阶级的统治起到了帮凶的作用，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反对的敌人，我们与它们之间的矛盾属于敌我矛盾，而绝非人民内部矛盾。
这里尤其需要注意，我们说“安、托、西、修”是敌人，指的是在思想上必须与“安、托、西、修”的思想体系划清界限，在政治上要坚决地与其斗争，而不是说对于任何或多或少持有“安、托、西、修”观点的人，都统统不加具体分析地一刀切，全部划成敌人。这是因为，一个人持有错误的观点，完全可能是主要由认识上的错误造成的，而不一定就是由阶级立场导致的。读者同志们自己可以想想，毛泽东同志早年甚至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哪个革命者又敢说自己向来就是一个100%的马克思者，而在思想上从来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呢？自己或其他同志左转前，是否多多少少也会相信“安、托、西、修”之类的错误观点呢？难道我们可以不去尽可能地说服教育，就把持有错误意见的人直接打成敌人么？这难道不是不愿意做耐心艰苦的教育工作，反而把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到革命的对立面、给资产阶级反动派们帮了大忙么？
笔者认为，如今中国左派“派斗”（当然，有些人是假左派）严重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有些同志不愿意仔细地进行调查研究，也不愿意做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不能区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区别，而错误地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导致了革命力量的内耗。
4.必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我们在斗争同志的错误思想时、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务必、务必、务必采取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这首先是个世界观上的问题，而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方法论问题。
从整个中国革命队伍的角度看，大多数同志是真诚地想要解放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的——谁否认这一点，谁就是不相信同志乃至不相信群众（我们不否认革命队伍中有少数投机分子的存在，但毕竟是少数）。只要我们真诚地出于团结的目的，运用恰当的批评方法，努力扩大他们的积极方面，大多数同志是能够认识到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的，而不像剥削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反动的阶级利益会死不悔改，会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能够适用的基础。
对于这些暂时犯错误的同志，我们必须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就是说，“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1]我们批评犯错误的同志，是为了救人、为了挽救革命力量，而不是为了杀人、为了损害革命力量，那么，批评的同志在主观上就必须是出于团结和帮助同志的目的，而绝对不能是出于发泄情绪之类的维护个人利益的目的，否则批评教育就必然演变成残酷打击，就不可能实现团结；同时，也只有通过批评和斗争，才能改正同志的错误思想，我们才有可能和原先犯错的同志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如果对犯错的同志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分歧只会越来越大，最终导致分裂，也不可能达到团结的目的。在批评和斗争时，务必要逻辑清晰、有理有据，讲清楚为什么说某个同志是犯了错误，这一错误有什么具体危害，应当怎么改正，而不能只是扣个大“帽子”就完事了。否则被批评的人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自己为什么是犯错了，就不可能真正改正问题，就实现不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在这里，还需要批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一个常见的错误世界观：觉得自己读了几本马列毛的书籍，脑子里有了点革命知识，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高人一等，只要其他同志不能理解我说的话、或者是不掌握我所掌握的知识，那就说明其他同志都很“蠢”，因此开始“批评”其他同志，卖弄自己的“学问”。这些可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不明白“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也不明白“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更不明白对于革命者来说，知识是改造世界的武器、是帮助同志进步的工具，而不是个人炫耀的资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于自身的傲慢而做的这种“批评”，也不属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此外，还有极少数人根本没有把同志当作同志来看待，他们出于自己的某些私人利益（比如维护个人形象、泄愤等），用粗暴冷漠的态度对待其他同志，把革命战友当成可以随时抛弃的工具来对待。世界观根本不同，就必然导致处理问题的具体方法根本不同，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斗争中就会导致“治病救人”与“打击整人”之分。因此，在实践中可以发现，当其他同志出现思想问题或犯了错误，个别人就立马打着“批评”“为了革命”“为了组织”的光鲜亮丽的旗号，行残酷打击之实，他们首先思考的不是怎么去说服教育、怎么去解决同志的问题，而是首先思考怎么解决出问题的同志，甚至使用行政压服、造谣诽谤等恶劣手段。
这种残酷打击的做法，由于披着一层马克思主义的皮囊，从而非常具有迷惑性，使得很多缺乏理论和经验、但是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朴素向往的年轻同志受到毒害，**使得原本就受到资本主义社会迫害、迫切地想要找到出路的他们丧失对革命的憧憬和希望，把原本可以争取的革命力量推到我们的对立面去，给资产阶级老爷们帮了大忙。**不管这些搞残酷打击的人主观上是否故意、是否“问心无愧”，他们造成的客观影响都是非常恶劣的。一切革命的共产主义者，都有义务起来揭露和反对这种做法！
但是，也有一些人面对同志的批评时，打着“言论自由”“反对官僚主义”的光鲜亮丽的旗号，却忽视客观事实，抓住别人犯的小错误不放，却对自己犯下的更大的错误避而不谈；或者是前后逻辑不一致，连观点自洽都做不到；或者是无视他人的批评，只顾着自说自话。这些人实质上是在抗拒合理的批评意见、抗拒改造自己的落后方面。对于这类言行，我们也应当进行无情的揭露批判。
5.发扬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精神
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已经有约五十年了，资本主义的各种腐朽现象早已渗透在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毛孔中。如今的绝大多数人们都生活在自私自利、尔虞我诈、互相竞争、互相猜忌的私有制环境中，很多人难以想象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精神是怎样的；很多人也意识不到，“同志”这个看似普通的词汇背后，到底蕴藏着怎样的感情。
大家可以回顾社会主义中国时期的历史，想想雷锋、焦裕禄、张钦礼等同志的例子（在自私而又狭隘的“人性论”者看来，这些人要么不可能存在，要么是在作秀），这些同志都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时期诞生的践行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精神的榜样。在不久的中国革命中，也必然会有更多的同志在革命的烈火中成长起来，成为比雷锋、焦裕禄、张钦礼等同志更出色的无产阶级集体主义者。
既然我们都处在革命的队伍中，为了同一个伟大的理想而共同努力着，就像是战友一样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共产主义也是以全人类的解放为最终目标的，那么，同志之间又有什么理由不去互相关爱呢？同志之间又有什么理由不去互相帮助，互相督促改正彼此的落后思想，把同志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呢？学习和发扬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精神，在进行思想斗争、改造自己或他人的落后思想时，我们就不是孤身一人，而是能够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了。
6.原则坚定，策略灵活
在思想斗争时，除了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正确的理论、毫不含糊的原则，还要重视斗争的策略问题。在现实的斗争中，显然并不是只要提出了正确的观点，我们就能直接赢得胜利了——不然世界革命应该在马克思的时代就成功了。
例如，在一个革命组织内，同志间的意见分歧是经常性地存在的。一个同志的正确意见，很可能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暂时地无法被其他人接受。为了打击错误意见、在整个组织内推行正确意见的同时又团结大多数愿意革命的同志，就必须对不同情况的同志采取不同的、灵活的说服策略，要善于为了整体的革命利益进行恰当的妥协。伟大的革命导师们都是非常重视斗争的策略问题的，我们以马克思和毛泽东同志的故事为例。
第一国际刚刚成立时，由于工人运动的发展水平都很低，国际的人员成分是非常复杂的，既有工联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还有民主主义者，等等。因此在制订第一国际的纲领和章程时，各方的意见差异非常大。马克思认为，第一国际的纲领和章程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又要考虑到各国工人运动水平参差不齐、各种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在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实际状况，因此必须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马克思在1864年11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要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象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要一段时间。这就必须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最终，在纲领和章程中，马克思并没有使用“共产主义”，“共产党”等明确的字眼，也没有直接驳斥各流派的错误观点，而是通过总结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发展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成就，从正面阐述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道理，巧妙而又透彻地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贯穿了进去。最终，由马克思制订的纲领和章程在第一国际中顺利通过。
长征期间，二渡赤水之后，红军仍被蒋匪集团包围在遵义一带。为了打破僵局，林彪等人提议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1935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在苟坝召开了20多人参加的会议（苟坝会议），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会上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进攻，只有毛泽东同志一人分析形势后认为这是为小利益冒大风险，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最后会上表决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当天深夜，毛泽东同志独自找到周恩来，再次阐释了自己的观点，成功说服了周恩来。经过一番周折，才说服了其他人，撤销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在此期间红军得到情报，大量敌军正在向打鼓新场集结，实践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可以想象，即使马克思和毛泽东的同志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不采取更加灵活的斗争策略，如果马克思坚持要直白地驳斥其他流派的错误，如果毛泽东同志一定坚持要在组织会议上说服绝大多数犯错的人，那么，在国际共运史上起到重要作用的第一国际或许就会胎死腹中，本来就已经十分弱小的中国红军或许会再次遭受重创。由此可见，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灵活运用策略是多么重要。
再次提醒，本文所谈的思想斗争，主要是指同志内部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斗争，而不是敌我矛盾性质的思想斗争。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解决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不能将适用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生搬硬套用于解决敌我矛盾。
以及，现实的政治斗争是残酷和复杂的，理想状态与现实情况之间是有差距的，是要考虑革命的“功利”的，有时候为了更重要的革命利益，不得不牺牲掉其他次要的革命利益。例如，在一个对外公开的革命群聊中，有极少数群众虽然也同情和支持革命，但也确实相当落后，经常散布落后言论和错误理论，已经普遍引起了其他群众的不满，且经过多次批评教育后仍然屡教不改。而当前中国的革命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同志们都有很多革命工作要处理，显然不能总是在这极少数的落后群众中花费过多时间。那么，即使此人还勉强算是群众，双方矛盾还尚未发展到敌我矛盾的程度，但是为了维护整个群聊的讨论氛围、为了安抚其他群众、为了节省同志们的精力以便将“好钢用在刀刃上”，我们可能就不得不暂时放弃这极少数的落后群众，做出踢出群聊之类的处理。这是充分考虑到客观条件后的无奈选择。当然，这不代表我们不应该为了达到理想状态而竭尽所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尽可能地做好团结、帮助和争取工作。
7.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如果没有调查，就请同志不要做论断，要么去亲自调查，要么去虚心请教他人。**有的同志可能会认为，调查只是适用于社会经济研究之类的场合，但实际上“先调查后发言”是解决一切矛盾的基础，不调查，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和解决矛盾。在思想斗争的领域，不去调查，就无法掌握同志的思想的真实状况、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分别是什么，思想变化发展的历史是怎样的、是在怎样的内外因的作用下形成的，思想变化的当前趋势是怎样的，等等。如果我们不去对同志的思想状况进行仔细的、全面的、耐心的调查，而是凭借自己的主观愿望进行判断：“俺寻思同志是因为某某原因产生了某某思想”，就必然导致唯心的盲动主义，只会胡扯一番甚至是扣帽子，而根本无法解决问题。
例如，在网络群聊中，有时会围绕某个话题展开非常激烈的讨论，短时间内能有几百条消息。有些同志由于没有仔细地查看消息，不去对该话题讨论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不去考虑具体的场合，不去考虑不同人的概念理解或语言习惯的差异，眼中只看到了某个人说的某句话“有问题”，就立马开始断章取义，指责某某同志“有问题”。结果争论了半天，才发现对方实际表达的意思根本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自己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发生了偏离。这种情况，其实就是犯了没有仔细调查的主观主义错误。由此产生的误会，不但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对于那些被莫名其妙扣帽子的同志也是很不公平的，很可能会打击他们以后继续发表意见的积极性，是在破坏民主关系。
例如，当听到关于某个同志或某个组织的传言后，有的人不去调查研究、不去多方考证，不明白“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也不具备相应的分析辨别能力，就盲目相信了这种道听途说来的消息。但是，此类传言完全可能是在断章取义，甚至是完全虚假的。听信谣言的人的主观认识严重脱离客观实际，就必然在未来的实践中犯错误。
例如，当看见其他人有某一类型的问题后，有的同志因为自己有相关的经验，却不明白矛盾的复杂性、特殊性，不明白个人经验的狭隘性，就直接以个人经验为基础进行生搬硬套，而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果就不能揭示其他人有某一问题的真正原因，不能理解这个问题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形成的，就更谈不上解决问题了。
调查的项目可以有很多。例如，在认为某位同志犯错误后：这位同志的言行具体是怎样的？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下做出来的？认为这位同志犯错误的根据是什么，是道听途说来的，还是仔细调查后得出的结论？这位同志本人是如何解释他的言行的？在面对不同的批评时是怎么想的？曾经有没有犯过同一类型的错误？本人的解释和客观事实之间有无矛盾，能否实现逻辑自洽？做出这些言行时的心理状态、思想逻辑是怎样的？这种心理状态、思想逻辑是怎么产生的，是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下、因为什么事件而萌芽的？有无改正问题的主观意愿和实际行动？等等。
在思想斗争中，调查往往是困难的。首先，一个人可能自己都搞不清自己的思想是怎样的，无法清楚表达自己的思维逻辑，更别说其他人了；其次，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个人可能不会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其他人就需要通过观察和分析其具体表现，推测此人的思想到底是什么（而且推测不一定准）；再者，调查与自己思想不同的人的思想，也很考验调查者的细心和耐心；最后，在双方的信任关系不足的情况下，还要避免把这种思想调查变成居高临下的“审问”。
在一个革命组织中，如果同志间能够做到毫不隐瞒、赤诚相待、不怕暴露自己的真实思想，是能够大大有利于调查、有利于我们掌握同志的思想状况、有利于解决思想问题的。但这是以同志间深厚的革命友谊和信任关系、组织内的良好民主关系为前提的，是需要长期的努力和精心呵护才能实现的，是不能急功近利强求的；这也需要同志个人有着自我改造的意愿，有着为了革命利益不怕暴露落后思想的大无畏精神。
每位同志在进行思想斗争时，都务必问问自己：我是出于团结的目的、改正同志错误的目的做的批评呢，还是出于发泄情绪等维护私人利益的目的而做的批评呢？我在批评的时候，是尽可能地做了调查研究呢，还是主观主义地乱说一通呢？
8.如何对待自我批评？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个革命者和革命组织克服自身错误的极端重要的武器。一个革命组织对待自己错误的态度，是衡量其“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2]，是证明一个组织到底是真正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还是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和沾染了知识分子恶习的少数工人的一个小团体”[3]。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就有记录中国红军内部进行批评的相关情况：
......最使人感到兴趣的也许是分别用来进行表扬和批评的红栏和黑栏了。
“表扬”的内容是称赞个人或集体的勇气、无私、勤劳和其他美德。在黑栏里，同志们互相进行严厉的批评，并批评他们的军官（指名道姓的），例如说没有把步枪擦干净，学习马虎，丢掉一颗手榴弹或一把刺刀，值勤时抽烟，“政治落后”，“个人主义”，“反动习气”，等等。在有一个黑栏上，我看到一个炊事员因把小米煮得“半生不熟”而受到批评；在另一个黑栏里，一位炊事员揭发一个人“老是抱怨”他烧的饭不好吃。
我们先谈谈自我批评的问题。
只要犯了错误，就应当做自我批评。如果是犯了比较大的错误，就更应当做出正式且规范的自我批评。自我批评不是随便做的，是有具体的方法的。有些同志在做自我批评时，大体上是这么说的：“我在某月某日做了某件事，这件事是犯了某某主义的错误，向其他同志和组织道歉，我以后不会再犯了。”
同志们，这根本就不叫自我批评。这是在敷衍，是在描述现象而不是解决问题，就像是违反了资本主义学校的反动纪律后不情不愿地写检讨书一样——但是，难道一个革命者或一个革命组织也应当以这样的敷衍态度对待自己在革命中犯下的错误么？
一个正式的、优秀的自我批评，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做了什么事情，事情的经过是怎样的；（2）这些事情造成的客观影响是什么，为什么说这是在犯错误，为什么说不利于革命；（3）是在什么样的错误思想的支配下犯错的，犯错时具体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4）这样的错误思想可能是怎么产生的；（5）以后要采取什么方法进行改正；（6）如果伤害了其他人，应对受到伤害的他人进行道歉，等等。
一个正式的、优秀的自我批评，不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只罗列现象，只口头承认犯错误，只口头道歉，而不具体分析为什么对革命不利、为什么说是犯了错误；（2）只有空泛的“某某主义”之类的大帽子，而回避谈论犯错时具体的思想状态；（3）把自己犯错误的原因归结于他人或环境，试图推卸自己的个人责任，等等。
如果我们不慎重、仔细地分析到底犯下了哪些错误，犯错误的原因又是什么，并通过语言文字用清晰的逻辑表达出来，又怎么能表明我们已经认真地反思了我们犯下的错误，并准备在实践中清算这种错误呢？如果我们把犯错误的原因推卸给其他人或环境（外因），而不去从自身的思想中找问题（内因），我们又怎么可能进步哪怕一点点呢？如果我们以敷衍的态度对待自己犯下的错误，又该怎样改进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怎样在我们的同志和群众中建立信任关系、怎样在一个革命组织中起到表率作用呢？
有的同志觉得，做自我批评会很丢脸，把自己的缺点暴露给他人会很痛苦。那么这里就部分引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的一段内容：
在过去历史上，在现在一切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当权政党员群众面前，在人民群众面前，认真地揭露自己的严重错误。工人阶级的政党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政党，对于它们说来，实行自我批评，除了失掉错误以外，什么都不会失掉，而所得到的却是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拥护。[4]......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什么样著作中曾经说过我们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或者曾经说过某一个共产党支部人是绝对不会犯错误呢？我们共产党人的党支部内生活所以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制度，难道不是因为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就否认有什么不会犯或大或小的错误的“神人”吗？
“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政党，对于它们说来，实行自我批评，除了失掉错误以外，什么都不会失掉，而所得到的却是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拥护。”只有充满了资产阶级庸俗习气的人，才会对其他人自我批评的行为进行冷嘲热讽。那么，既然犯错误是常见的现象，而在自我批评中，革命者只会失去错误，嘲讽者又只不过是一群庸人，我们又有什么好丢脸的呢？反而是那些被他人指出错误后仍然不愿面对、遮遮掩掩、死不悔改的人，在劳动人民眼里才是最可耻最丢脸的人！
9.如何对待他人的批评？
做自我批评和接受他人批评，其全部的目的在于改正我们自身的缺点，在于更好地为革命事业服务。那么，在面对他人的批评时，我们关注的必须是批评内容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否确实指出了我们工作上的不足，哪怕批评只有1%的内容确确实实指出了我们的错误，我们也应当虚心接受；更不应该吹毛求疵，从批评者的语气、用词等方面找麻烦。如果批评者犯了错误，我们自然可以指出，但只要这种批评是善意的，我们就应当肯定这份善意，才能鼓励批评者以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改进意见。这里需要引用斯大林同志于1928年4月13日做的报告《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中的一段内容：
有时人们骂批评者，说他们的批评不全面，说批评有时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人们往往要求批评的每一点都是正确的；如果批评不是完全正确的，他们对批评就加以指摘和谩骂。
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危险的错误。你们只要提出这种要求，就会把成千上万愿意纠正我们的缺点但是有时不善于正确表达自己意思的工人、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的嘴巴堵住。这是坟墓，不是自我批评。
你们应当知道，工人有时对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有点怕说实话。他们害怕，不只是因为怕说了会“挨揍”，而且也是因为怕批评得不全面会遭到“嘲笑”。普通工人或普通农民虽然亲身感觉到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计划有缺点，但他们哪里能够头头是道地论证自己的批评呢？如果你们要求他们的批评百分之百的正确，那你们就会取消任何自下而上的批评的可能性，任何自我批评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即使批评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真理，也应该欢迎，应该仔细听取，并考虑到它的好的地方。再说一遍，否则你们就一定会把成千上万忠实于苏维埃事业的人们的嘴巴堵住；他们虽然还不大善于批评，但他们说的却是真理。
正是为了发扬自我批评而不是扼杀自我批评，正是为了这一点，必须仔细听取苏维埃人的一切批评，即使批评有时不完全正确或者不是各方面都正确。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确信：他们不会因批评不全面而“挨揍”，也不会因批评有某些错误而遭到“嘲笑”。只有这样，自我批评才能真正具有群众性，才能真正得到群众的响应。
革命同志们自己换位思考一下吧——你批评的内容虽然有错误，但也有正确的地方，你主观上也确确实实是为了革命利益而好心提出意见，结果对方关注的不是你的意见的正确部分，而是对你过失犯下的错误进行疾风暴雨般的反驳，那么，你以后还会愿意积极地提出批评意见么？这难道不会让人寒心么？
有的同志看到他人批评的语气、用词有问题，觉得自己的工作“被否定了”，就立马开始委屈和闹脾气了，这是万万要不得的。革命同志们自己思考一下吧——我们正是为了整个阶级的利益而进行革命工作的，是为了解放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而工作的，而不是为了个人荣辱而工作，既然别人指出了我们革命工作上的不足，我们不应该非常欢迎才对么？如果因为别人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陷就感到面子挂不住、感到委屈，岂不是把革命工作当成了自己的某种私有物么？如果我们以错误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同志和群众的批评，又怎么可能克服自身的不足，怎么可能获取同志和群众的信任呢？
有时甚至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批评者主观上动机不纯，但其批评内容有合理性（在极个别情况下，敌人的批评也可能包括了合理的成分），那么在这时候，同样地为了革命利益，我们也应当虚心接受其合理的成分。当然，这不代表我们要认可批评者的不纯动机，因为批评者的动机问题与批评内容的合理性问题显然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这也不代表我们在敌人的辱骂、诽谤面前也要站着挨打。
最后，一个优秀的革命者或革命组织如果下决心要彻底清算自己的错误，除了被动接受他人的批评以外，还应当主动调查研究，去寻求他人的批评，广泛地听取不同的意见，尤其是那些被我们的错误伤害过的人的意见——因为他们作为亲历者最有发言权，最能指出我们到底犯下了哪些错误。
为了提高我们同志的革命素质，除了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可以适当地对不同的同志的优秀方面进行表扬，推广先进经验，在一个革命组织中营造“比学赶帮”的氛围，让大家有可以学习的先进榜样。
10.应该把犯错的原因归结于他人或环境么？
有的同志犯了错误后，不是首先从自己的思想上找问题，而是把责任归结于他人或环境。比如，两个同志在辩论的时候，甲同志的态度恶劣了些，乙同志就开始辱骂，革命同志间的辩论堕落成了流氓吵架。当我们对乙同志的辱骂行为进行批评时，他却说：“因为甲同志的态度不好，所以我就开始辱骂了。”或者说“因为我出身的家庭环境习惯进行辱骂，所以我也习惯辱骂了。”这些论调是十足庸俗的外因论。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的内因才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依据，外因只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乙同志在这里谈的“他人的态度”和“家庭环境”，统统属于外因，这些外因只有通过内因——也即乙同志自身思想的错误——才能起到作用，才有可能在实际行动上表现为犯错误。假如乙同志能够意识到同志间的辱骂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激化次要矛盾，因而采取耐心冷静的态度，难道他还会对甲同志进行辱骂么？而在这个例子中，乙同志把自己犯错的原因归结于“他人态度不好”“我家庭环境不好”，而不是从自己的思想上找问题，按照这个外因论的逻辑，那遇到态度不好的同志时，马恩列斯毛等革命导师也会采取辱骂的方式；出身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家庭的人就不可能改造自身的阶级立场，最终成为革命者了——因为他们家庭环境和阶级出身决定了这一点！
因此，在反思自己犯错的原因时滑向外因论，就必然导致推卸责任，阻碍我们自身的进步。这不代表马克思主义者不需要考虑外因，而是说我们绝不应该把自己犯错的根本原因归结于外因。
11.应当因为害怕犯错而不发表意见么？
有的同志平时很少发表意见。一问起这些同志为什么不说话时，他们可能会这么说：“我感觉自己的想法不成熟，怕误导了大家”或者是说“担心自己的想法是错的，害怕被批评”。这些想法也是要不得的。一个同志不应该害怕犯错误就不去发言、不敢做事、不敢为天下先。
第一，人多力量大，革命需要每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只有充分了听取了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才有可能实现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才有可能让一个革命组织少犯错误。如果在革命组织里不发言、不干事，我们要怎么为革命做贡献呢？第二，害怕犯错误、害怕被批评，说到底还是首先顾及自己的个人利益（比如面子），而不是首先从革命利益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如果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或者是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就能够给其他同志带来启发；如果自己的意见是错误的，其他同志就可以帮助我们指出错误在哪，我们就有机会意识到并改正自己思想上的错误；就算大家的意见都一致，也可以增进同志之间的互相了解。总而言之，张嘴说话永远比闭口沉默要好。第三，如果因为犯错误就被其他人残酷打击（而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式的批评），那责任在于他人，而不在你，因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或革命组织是不会残酷打击暂时犯错误的同志的。一发现别人犯错误就进行残酷惩罚，那是资产阶级才会干的事情。
12.反对调和主义
前面说过，我们与暂时犯错的同志之间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绝对不能用残酷打击的方法对待这些同志。但是，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能也不应当调和的；我们在耐心冷静地对待同志的同时，也必须彻底批判他们的错误思想，两者是并不矛盾的。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做到既“惩前毖后”又“治病救人”，才能正确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
然而，在实践中，有的同志看到了其他人犯了错误，不去制止，不去批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是把别人的大错误说成小错误，在进行“批评”时浮于表面、轻描淡写。调和主义是很有危害的，我们在本文开头部分已经提到了一些。
首先，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来说，不去主动斗争他们头脑中的错误思想，就会让他们不自觉地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等到这些同志酿成大错后、或者是已经开始自觉维护错误思想后再去批评他们，就已经太晚了。不管我们主观上是否善意，纵容错误在客观上就是在害这些犯错的同志；对组织来说，不去彻底地批判错误思想，就可能让错误思想逐渐蔓延开来，使得革命工作无法取得成效，甚至使得整个革命组织滑向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就像历史上的第二国际一样；对发现错误的同志来说，不去批评其他人的错误思想，也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我们有义务为了革命利益而指出他人的错误、去帮助误入歧途的同志。
实践早已证明调和主义的危害。在历史上，考茨基和修正主义调和，最终滚到了修正主义一边；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调和，最终也滚到了孟什维克一边。正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说：“谁主张同机会主义者调和，谁就必然要滚到机会主义那里去。”
笔者认为，调和主义产生的直接原因（暂且不谈其阶级基础）有四种：第一种，是因为调和主义者自身多多少少也有这种错误思想，没有深刻地意识到这种错误思想的危害，因此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替持有这种错误思想的人辩护；第二种，是因为调和主义者希望组织内能和和气气的，害怕批评错误会造成同志间乃至组织上的分裂，但他们不明白“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也就是说，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只有经过批评或者斗争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才能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思想分歧不解决，迟早也会造成组织上的分裂的；第三种，是调和主义者把自己的私人关系和情感凌驾在了革命利益之上，哪怕知道某个同志是错误的，但考虑到自己的个人感情，就“义无反顾”地替犯错的人辩护去了；第四种，是因为在正确意见处于劣势、错误意见处于优势的时候，持有正确意见的调和主义者害怕压力，害怕坚持正确意见会导致自己被群起而攻之，就直接放弃原则、放弃斗争，向占优势地位的错误意见屈服了。其中的第三种和第四种情况，实质上都是把个人利益放在了革命利益之上，是一种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的表现。
13.要有反潮流精神
在革命中，正确意见处于劣势、不被众人理解，而错误意见处于优势，在革命中占了统治地位，这种现象是经常发生的。从认识发展的逻辑来说，这也是常见的现象，真理最初往往只能被少数人掌握，只有经过了漫长的斗争，真理才能逐渐被大多数人认同。在自然科学领域，有日心说战胜地心说的例子；在社会科学领域，有马克思主义战胜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例子。在21世纪的今天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一种反潮流的斗争。
既然无产阶级为了革命利益必须掌握真理，真理最终也必将战胜谬误，那么，在错误意见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持有正确意见的同志就应当发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而不应该随波逐流，向占统治地位的错误意见屈服。随波逐流也算是一种调和主义，但这种调和主义更具有特殊性，其后果是尤其严重的。
在一个组织中，当正确意见是主流、错误意见是支流的时候，持有正确意见的人向持有错误意见的人采取调和主义，还不至于立即危害整个组织的革命领导权问题。但是，当正确意见被错误意见压倒后，一个组织被错误意见占据主导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时候错误思想已经支配了组织，可以通过组织起到个人所不能起到的十分重大的破坏作用，错误思想已经具有巨大的实践上的危害性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者竟然还要与错误思想调和，就等于是在纵容这种巨大的实践上的危害性，就等于是在让其他持有正确意见的同志孤军奋战、被错误的一方逐个击破，就等于是在背叛革命。**因此，越是在正确意见处于劣势的时候，越是需要坚定的革命者主动站出来，去争夺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领导权。一个优秀的革命者应当有反潮流精神，要有为了革命利益而顶住压力的勇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第二国际各修正主义政党纷纷公开背叛革命的情况下，列宁同志在鼓舞各国左派时就指出：“人数很少吗？但是从什么时候起，革命者要根据他们的多少来提出自己的政策呢？”[5]“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正确反映真正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和策略。”[6]**毛泽东同志也曾教育共产党员应该有“五不怕”：“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我们现在的革命觉悟虽然可能还达不到这“五不怕”，但我们今天如果不敢与一个革命组织中的错误倾向进行斗争的话，明天又怎么可能敢与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作斗争，去迎接更加激烈的革命风暴呢？
在反潮流的斗争中，由于力量对比悬殊，为了实现革命派的最终目的，就尤其要注意斗争的策略问题。我们前面提到的马克思制订第一国际的纲领和章程、毛泽东同志在长征中反对攻打打鼓新场的两个例子，就是在原则坚定、策略灵活的条件下充分发扬了反潮流精神的范例，是值得广大马克思主义者学习的。
注意，马克思主义者说的反潮流，是说要反对占统治地位的错误思想，而不是在正确思想占统治地位时顽固地替错误思想进行辩护——这不叫反潮流，这叫一意孤行。
14.应当纵容小错误么？
前面讲到反对调和主义和反潮流精神，主要是强调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绝对不应该调和，要有反潮流精神。在这里，我们侧重谈谈如何对待小问题、小错误。
有的人的逻辑是这样的：“小错误是人们经常会犯的，所以不需要批评和改正。”这个结论的逻辑是非常荒唐的，犯了“诉诸常见”的逻辑错误。向来如此，便对么？难道小错误就不属于错误，就不会危害革命么？既然也会危害革命，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批评呢？
按照这个逻辑，我们还能得出这样的荒唐结论：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形形色色的剥削和压迫，而有些剥削和压迫是“大”的，有些则是“小”的，所以共产主义者只需要去反对那些“大”的剥削和压迫就好了，那些“小”的就可以放任不管了！如果作为先锋队的革命者不去反对一切形式的剥削和压迫，我们又怎能团结一切受压迫的劳动人民，从而完成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艰巨任务呢？
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以发展变化的辩证观点看问题，而不应该以孤立静止的形而上学观点看问题。如果一个同志的小的思想错误得不到揭露和改正，小问题可能慢慢就会发展成大问题；一场合下的小问题，在另一场合下可能就会变成无法挽救的大问题。
因此，这种认为小问题不是问题、小错误不是错误的思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有危害的。当然，这不代表我们要上纲上线，把一切小错误都当成大问题，不加区分地进行同等激烈的批评。因为错误确实有大和小的程度之分，问题也确实有原则性和非原则性之分，我们在批评他人的错误时，也应当优先抓主要矛盾。本文仅仅是强调，不应当对小错误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
15.“小”问题为何引发大争论？
有时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却成为导火索，在一个革命组织中引发了激烈和漫长的争论。争论结束后，有些同志回顾过程时感到疑惑：“为什么这么一个小问题，也能引起这么激烈的争论呢？实在是浪费了时间。”笔者认为，矛盾不会凭空产生或激化。如果产生了非常激烈的大争论，就一定是有相适应的大矛盾作为驱动力的。这说明在小问题的表象之下隐藏着更激烈、更复杂的大矛盾，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学会透过表象看本质，进行仔细的调查分析，才能找出真正的矛盾是什么，才有可能真正解决问题。
笔者在本文论述其他问题时举过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恰好也可以用来论述本问题：
例如，在网络群聊中，有时会围绕某个话题展开非常激烈的讨论，短时间内能有几百条消息。有些同志由于没有仔细地查看消息，不去对该话题讨论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不去考虑具体的场合，不去考虑不同人的概念理解或语言习惯的差异，眼中只看到了某个人说的某句话“有问题”，就立马开始断章取义，指责某某同志“有问题”。结果争论了半天，才发现对方实际表达的意思根本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自己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发生了偏离。
在这个例子中，犯主观主义错误的同志可能会有好几个，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的主观主义问题叠加在一起，产生的争论就必然尤其激烈。那么显然，在这个场合下，真正的矛盾已经不在于作为“导火索”的某一话题，而在于真正引发爆炸的“炸药”——即存在于同志头脑中的主观主义问题。如果不去对争论过程进行仔细的复盘，去揭露和改正主观主义问题，就好比换个“导火索”而不去拆除“炸药”本身一样，以后还是会继续产生矛盾的。
类似的，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甲乙两名同志长期积累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双方却不愿意坦诚地交换意见、公开地解决矛盾，而是藏着掖着，憋在心里不说。后来，甲同志犯了错误后，乙同志为了打击报复就“抓住时机”，开始借题发挥、大做文章，为了发泄情绪而攻击甲同志。这种情况下，真正的问题显然也不在于甲同志犯的错误，而在于甲乙双方长期积累的矛盾、在于乙同志假公济私的打击报复。
如果读者同志们也遇到类似的由“小”问题引发大争论的情况，就要进行仔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才能分清什么问题只是“导火索”，什么问题才是真正的“炸药”，才有可能真正解决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