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事实上，毛主席提出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也是对民主集中制的指示。任何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将群众的意见（即他们所持有的分散的民主）给集中起来，加以研究和分析，抽象成革命的理论，再回到革命的斗争过程中，通过来自于群众民主的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群众运动，才算是不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又由于这样的集中是来自于群众的民主，所以集中就能够格外地反映群众的需要和群众的实践，更能够指导群众的运动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党和其他任何马克思主义组织的领导者，都必须看到群众的意见和民主的想法，将群众的民主意见作为我们的工作的基石，只有我们进行了正确的集中以后，党和群众的关系才算是更近了一步，才能够取得群众的支持。所以，要坚决反对那种脱离群众的意见和民主办事，只追求领导的集中指导而根本不顾广大革命群众的民主。实际上，这样的集中就是不符合实际、不符合劳动人民利益的，是反动的集中，是脱离从事生产和斗争实践的群众的集中。任何时候，无产阶级的分散的民主意见和分散的材料，即这些最能够反映实践和斗争运动的宝贵的民主，都会给自己开辟道路，他们同样会形成自己的革命的集中，代表他们的利益，在斗争形成自己的权威，从而在这种更能够反映绝大多数民主意见的革命的集中的指导下打倒反动的权威和集中。革命的民主永远大于反动的集中，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条件下，革命的民主在形式上看来是少数派，但只要他们是真心实意地为中国革命服务，那么他们就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多数派，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共同的革命利益，因而他们就有权继续和反动的集中斗争下去。

我们认为的民主集中制存在的前提，恰恰是在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机器以后，运用国家对剥削阶级的革命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另一方面是对剥削阶级的暴力专政。只有充分地在社会上贯彻民主集中制，彻底且充分的反映无产阶级的需要，才能够彻底地贯彻对资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同时，只有发挥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才能够贯彻好民主集中制。也就是说，对敌人的专政和对无产阶级的民主是一起实现的，彼此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加强。

托洛茨基从 1905 年苏维埃的经验出发，将苏维埃视为工人直接行使国家权力的雏形。1923 年的《新路线》里，他警告党内正在形成的官僚趋势，主张“把党的路线重新系在工人和农民的意志之上”，并提出三项遏制官僚化的制度：①代表随时可罢免；②一切国家和党务人员工资不得高于熟练工人；③关键岗位定期轮换。此后他把这些要求概括为“工人民主”，认为只有在这种制度下，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才是工人阶级意志的集中，而不是官僚权力的集中。

托洛茨基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指导”在他的不同文章中都有论述，但如同在这段材料中所说的，他将民主集中制视作是坚持他所指导的工人的民主制度以后的结果，或者是将工人的民主制度视作民主集中制本身。

民主集中制也不是像托洛茨基说的那样，只要建立起这三个制度就能实现的。这些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在制度上的基本要求，但是做到了这些制度并不意味着就实现了民主集中制，这只不过是做到了形式上的民主，并不意味着实现了集中。同时，这三个制度也不能够充分地应对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经济基础带来的走资派的产生，只要有商品制度等资产阶级法权作为经济基础存在，无论是实行怎样的民主制度，都必然会在社会上和党内形成一批代表资产阶级势力的走资派，而存在走资派也必然在行政上造成制度的“官僚化”。也就是说，只要有资产阶级分子混进党内，党本身的民主集中制在形式上就不是彻底的，而必然存在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甚至是其路线的情况。同样的，无产阶级如果想要实现民主，那么就必须和资产阶级进行尖锐的斗争，无产阶级的民主的实现不是靠这些制度的规定就能够实现的，须知，只要有资产阶级法权就必然有党政机关的官僚化，那么无产阶级的民主本身就要遭到破坏。

因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和集中是一体的，必须坚持马列毛主义的坚强领导，在这个革命的集中的前提下实现革命的民主。然而，革命的民主也要源源不断地为革命的集中提供必须的基础，集中是源自于民主，但是坚持民主又必须坚持集中的领导，也就是要坚持党对无产阶级的领导，和一切党内外资产阶级进行尖锐的斗争。民主集中制只有在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够巩固和彻底地实现，也就是在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同时，民主集中制才能够得到贯彻，任何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放松，就是在纵容他们破坏民主集中制，从而削弱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正如我在一开始所引用的毛主席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论述，无产阶级先锋队所以能够组织起来，就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领导路线发动了无产阶级以后的结果，从而说明了毛主席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群众运动的表述，也同样是对如何在无产阶级先锋队中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指示。任何的民主制度都不过只是服务于马克思主义路线领导下民主集中制的实现，也就是说，任何巧妙和精巧的民主制度都是如何发动群众和向群众做工作的方法，民主制度只不过是使得工人阶级的自发的、不系统的、以零散形式表现出来的民主观点，能够被马克思主义组织集中起来。然而，坚持这些工人的民主制度，必须在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的领导下才能够实现，这种实现的本身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的民主只有在马克思主义这一集中起来的路线和资产阶级路线斗争以后才能够保持。党内的不民主和官僚化是党内资产阶级路线在党内的结果，而社会主义之所以有一条上层建筑上的资产阶级路线和党政机关的官僚化，恰恰是社会主义时期必然存在的东西，任何的工人阶级的民主制度都是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才能够保持和实现的东西。因为，一旦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党政机关的领导权以后，任何再完美、再精妙的民主制度都要被取缔，都要被党政机关的官僚化和僵死化所代替，这是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中必然产生的现象。因此，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只是无产阶级政党集中工人的民主的工具，是实现党对工人的领导和集中民主意见的工具，也同样可以作为与资产阶级导致的不民主作斗争的工具，可以视作是民主集中制所要求的与不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倾向作斗争的途径。但是，民主制度的作用不能够将其提高到民主集中制本身，也不能够认为实现了民主制度就能够保证党政机关的非官僚化。同样的，党政机关的官僚化也不能够看作是没有坚持民主制度导致的，而应该看作是资产阶级对党政机关权力的争夺的结果。

托洛茨基将党政机关的官僚化看作是没有实现工人的民主制度的结果，实际上是在替资产阶级夺权进行辩护，将他们做的事情推到了无产阶级政党身上，托洛茨基对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含义的篡改倒是达到了顶峰。

既然在社会主义时期必然存在走资派，从而必然导致部分党政机关的官僚化，那么作为“先知”的他提出了这三个民主制度就自以为是地认为可以消灭官僚化，无疑是在掩耳盗铃。因为，既然社会主义出现官僚化是必然的情况，那么出现这一情况就绝对不是没有发动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和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革命才导致的，也绝不是党内资产阶级以一条修正主义路线系统性地争夺党政机关的领导权的结果，而一定是无产阶级政党没有听托洛茨基这位“先知”的指挥贯彻好这三个民主制度、贯彻好工人民主导致的。那么最为本质的，对那些真正打击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的东西——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法权等经济基础——的斗争、限制以至最后的消灭，这一最根本的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措施就被托洛茨基无视了。托洛茨基采用这些表面上好听，实际上空洞的民主制度，是把民主集中制降低了档次，把民主集中制仅仅是看作一种民主制度，却根本忽视了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起来与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有力武器，也根本掩盖了只有发挥党内的路线斗争才能够彻底地实现民主集中制。将所谓的“工人的民主制度”看作是民主集中制实现的最高原则，也就是要求工人丧失掉民主本身，是将资产阶级必然造就的官僚化，胡乱强加到无产阶级身上，以恶毒的“先知”的咒骂说资产阶级造就的官僚化是无产阶级没有贯彻工人民主造成的。这不仅在理论上替资产阶级掩盖了官僚化的根源，还在政治上和资产阶级一同将资产阶级干的恶事作为屎盆子扣在了无产阶级的头上，向无产阶级政党指责他们没有贯彻好托洛茨基的指挥。

这样，马克思主义要求的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上的不断革命，从而将资产阶级的一切权力都争夺过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被他篡改为仅仅靠工人的民主就能够实现了，这无疑是转移无产阶级的斗争方向，也同样是转移了坚持民主集中制要求的斗争方向——在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下，将工人集中和发动起来与资产阶级进行反复的争夺和斗争。民主制度是和资产阶级斗争的有力工具，但是这个工具的保持则取决于工人能不能保持他们的领导权，一旦丧失了这个领导权，这个武装本身就要被资产阶级解除，那么就会表现出党政机关的官僚化。托洛茨基则是一味地指责官僚化的责任在于无产阶级政党。因而，民主制度这个工具必须是服务于无产阶级对党的领导权的保持和反争夺上，服务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不断革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