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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主义批判(2)——社会主义的定义之争

作者:宛平南路600号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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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语录


关于上一期的勘误与纠正:首先谷歌的例子极其不恰当,谷歌是唯一不需要nvidia gpu的。就算要,用的也不是A100 H200,是B300这类。这是典型的ai写作而作者未尽审查义务。作为编辑组我们道歉。另外关于赫鲁晓夫时期劳动力过剩问题,应当注意当时苏联边缘工业区是出现了劳动力过剩的,这将逐渐蔓延到大城市,但当时大城市确实相对来说缺少工人。这一点不影响论证,但是值得考证。

除了上一期提到的那一个种类,目前在网络上活动的托派总是热衷于用马克思和列宁的原著,他们经常援引“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彼得·胡迪斯(Peter Hudis)为《哥达纲领批判》英译本撰写的导言(这本书是《激浪》编辑部出版的)来攻击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路线,以此得出他们搞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所以我们这一节就从他们经常援引的那些原著文本讲起,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作出了那些论述,以及判断社会主义的边界究竟是什么。

彼得·胡迪斯在导言中写道:

“如上所述,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在于把价值或货币形式的财富的增殖视为自身目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基于的是抽象的或异化的劳动。与此相反,社会主义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因为它是被生产者的自由联合决定的,它们(如《资本论》第三卷所说)‘通过他们相联结的理性,使生产过程服从于他们的共同控制。’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中,抽象的或异化的劳动被废除了,阶级和其他统治形式(例如作为尺度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被废除了。如果‘共产主义’是一种不同于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它就必须有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所以它会是什么样的?难道在‘共产主义’中竟然不再有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体,不再‘通过他们相联结的理性,使生产过程服从于他们的共同控制’?这显然是荒谬的。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在自已的著作中总是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当成同义词。

如果有人坚持要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视为不同的社会形态,那他就应该得出这样一个合逻辑的结论:把‘社会主义’的解放内容剥离出来,把价值生产的解放挪到‘共产主义’时代,于是‘社会主义’就成为通过国有财产制和计划经济,国家主义地管理价值生产的制度。如若不然,人们该怎么界定所谓的生产方式的差异?而这恰恰是大多数20世纪马克思主义者的定义。新社会的解放承诺一废除异化劳动、结束以增加货币财富为目的的生产,以及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一一被推到了遥远的“共产主义”地平线上,而群众被告知:要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忍受国家压迫、强制劳动和国家主义价值生产的管理的屈辱。曾让全世界数以亿计人民热血沸腾的社会主义概念就作为这种划分的结果被站污了,以至于现在的许多人认为它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独裁甚至种族灭绝。

总而言之,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视为不同的历史社会形态就是把自由的概念推到永远不会到来的遥远地平线,同时剥夺了社会主义思想的解放内容。 把关键的理论拱择当成学术上的吹手求疵就会让我们付出这样的代价。

此外,列宁在《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中的一段话也常常被托派拿来作为攻击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王牌论据”:

“工农之间还有阶级差别的社会,既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解释社会主义这个字眼,是可以把这种社会叫作社会主义社会的,但这是一种诡辩,是字眼上的争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争论字眼是没有必要的。有一点很清楚:只要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还存在,我们就不能无所顾忌地谈论平等,以免为资产阶级张目。”

于是,他们就此认为: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表述,存在一个存在国家机器的无产阶级专政阶段和一个已经消灭了国家机器的社会主义阶段,前者才是马克思和列宁说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只要工农差别还在、商品货币还在、国家机器还在,就根本不是社会主义!他们指责“斯大林主义”“割裂了社会主义作为低级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关系”,所以斯大林和毛泽东搞出了一套“官僚军事国家机器”,就是在搞修正主义,就是在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压迫劳动者。

托派及其拥趸彼得·胡迪斯有板有眼地援引导师们的原话,激烈地反对“斯大林主义篡夺者”,表现出一副比谁都激进、比谁都革命的面目,极具煽动性,迷惑了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足够了解的左派朋友。然而,真正应该搞清楚的是,他和附和他的托派分子们对马克思和列宁的原始文本作出了怎样的理解,又根据这种理解给出了怎样的替代方案,以及马克思和列宁是在什么情况下对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给出了那些论述。搞清楚了这几个问题,他们搬出这两位导师后对斯大林和毛泽东进行的“批判”是否符合他们自己标榜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标签就十分清楚了。

一、 列宁这段话究竟是在反驳谁? ​

托派把列宁的这段话供奉起来,用来证明“苏联从来不是社会主义”。然而,只要我们翻开1919年苏俄的历史档案,就会发现这完全是一场颠倒黑白的学术滑稽戏。

1919年5月,苏维埃政权正处于白匪军和十四国武装干涉的血腥包围之中,国内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和严格的余粮收集制。当时,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富农分子,正是打着“自由、平等”的抽象招牌,煽动拥有粮食的小农反抗苏维埃政权。他们叫嚣:“工人是劳动者,农民也是劳动者,工人和农民是平等的,凭什么国家要垄断粮食?凭什么不让农民自由买卖?”

列宁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作出了这篇极其锋利的报告。列宁说“工农之间还有阶级差别的社会不是社会主义”,不是给社会主义下一个“终极定义”,其矛头指向的是孟什维克和小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抽象平等论”!列宁的逻辑清清楚楚:农民具有二重性,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握有农产品的小私有者;只要农民还没有彻底转变为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就依然存在;只要这种差别存在,所谓的“贸易自由”和“普遍平等”,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复辟的自由!列宁在这里严厉警告全党:绝不能用资产阶级的虚伪平等口号来模糊阶级界限,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对农村小资产阶级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实行坚决的限制与改造。

可笑的是,托派分子完全阉割了列宁讲话的阶级斗争背景,把列宁用来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警惕小农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锐利武器,生硬地歪曲成了否定无产阶级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合法性的口实!

更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凝固不变的教条。托派们百般强调列宁在1917年的《国家与革命》和1919年的《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中沿用了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抽象设定,以及那句“苏维埃共和国……这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但随着十月革命后真实的革命实践展开,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到了新经济政策时期的1923年,列宁在重病中口授的《论合作社》中明确指出:“在我国,既然国家政权已经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既然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这个国家政权所有,我们剩下的任务就仅仅是使居民合作化了……这种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托派分子对此向来视而不见,他们死死抓住列宁在特定战时语境下的一句话,搞唯心主义的字句裁决,这恰恰证明了他们是彻头彻尾的教条主义信徒。

二、 历史唯物主义还是道德空想?——胡迪斯的“劳动券”神话与农民问题 ​

《导言》中对马克思所说的按劳分配原则的理解和对社会主义是否有价值生产这一问题的论述如下:

“马克思并不是说工人的劳动是根据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计算的……在这里,劳动时间仅仅是指个人完成的实际工作小时数。”

“社会平均量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共同体根据个人的实际劳动时间给予报酬……”

“这种正式尺度的存在确保了官僚个体和政治机构都不能决定别人的报酬:这种主观因素(往往会被滥用)被劳动时间的计量排除在外。”

“商品交换在共产主义的初始阶段就已经结束了,因为这时的生产者自由地控制了生产资料,而抽象劳动——即让劳动产品得以普遍交换的价值的实质——已经不复存在了。”

“零售业、商业和‘市场’消亡了。基于使用价值的分享取代了基于交换价值的销售。直接的社会劳动取代了间接的社会劳动。......价值生产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开始就走到了尽头。”

然后他又给出了什么样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呢?

“但是在低级阶段,劳动本身并没有被废除。相反,实际劳动时间成为了分配公共活动产品的尺度。马克思写道:「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中领回来的恰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个体收到一个凭证或信物,用来表明自已向社会‘提供多少了劳动’,并从社会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力的消费资料’。」马克思并不是说工人的劳动是根据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计算的,这种平均时间是市场或国家等外部力量强加给他们的。在这里,劳动时间仅仅是指个人完成的实际工作小时数。

这不是说工人可以不考虑到创造某套产品和服务所需的实际劳动时间的平均量,不用根据它来安排工作时间。例如,一些不同的合作社的工人生产相同产品的时间可能不同,他们就可以选择分享关于平均量的信息,以便更快地生产(这样就不需要工作那么久)或更慢地生产(以便提高工作或产品的质量)。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他们自已完全控制对时间的决定权,所以平均量不是自主的、使他们被迫服从的独立法。社会平均量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具其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共同体根据个人的实际劳动时间给予报酬,而不去考虑其出身、工作、种族、性别、技能或‘职业’地位(那些无法出门工作或从事育儿等家务劳动的人也可以自由获得产品和服务)。这种正式尺度的存在确保了官僚个体和政治机构都不能决定别人的报酬:这种主观因素(往往会被滥用)被劳动时间的计量排除在外。不仅如此,这还有效地减少了出现基于种族、性别或性取向的经济歧视的可能性,虽然马克思自己没有提到这一点。”

“在衡量社会产品中的个人份额的尺度这方面,区分实际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绝对的关键,因为将它们混在一起就会导致市场社会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者都包含的错误观点,即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人类生存境遇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但如果这样,在我们身后束缚我们的社会平均劳动尺度及其所有的异化和非人特征就将永远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新’社会实际上是被支配旧社会的原则所定义的。”

这位打着“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先生,仅仅只是从道德层面的“人本”去理解马克思,而不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和列宁作出的判断。众多托派和彼得•胡迪斯一样,根本没有理解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指社会主义社会)它不是在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究竟是什么意思,甚至没有理解为什么马克思把“按劳分配”叫做“资产阶级法权”,仿佛只要立刻“废除”了商品货币关系,用一套类似于OGAS的自动系统来“彻底变革”分配制度,让各个企业的工人“互相交流一下”各自的劳动生产率以“自主调控”劳动速度,或者推行一套名为“工人民主”的顶层设计就万事大吉了。

马克思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智识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中领回来的恰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全部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的那一份。他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公共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gesellschaftlichenVorrath]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的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

这里通行的显然仍是规定商品交换的同一原则,因为它是一种等量(equal worth)[Gleichwertiger]的交换。由于环境的改变,人们只能提供自己的劳动,而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同样,人们只能拥有个人消费资料,而不能把其他任何东西视为个人财 产,这样,内容和形式就都改变了。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这里通行的也仍是商品等价物交换中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以胡迪斯为代表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流派和托洛茨基主义派声称“斯大林主义篡改了马克思的原意”。《激浪》编辑部在新的英译本转译到汉译本时在注解中说:“诚然,worth也有‘价值’的意思,但马克思早已在《资本论》中谈过:‘在十七世纪,我们还常常看到英国著作家用“worth”表示使用价值,用“value”表示交换价值;这完全符合英语的精神,英语喜欢用日耳曼语源的词表示直接的东西,用罗马语源的词表示被反射的东西。’”

马克思之所以划分出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和高级阶段,恰恰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各种社会分工的差别,特别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差别。这些劳动在资本主义的痕迹与观念还广泛存在时,是不能通过所谓的“实际工时凭证”就直接等同起来的,因此就必须要通过一个抽象的“凭证”作为中介进行换算,也就是说,他所说的“实际工时凭证”仍然要经过一个对抽象劳动的折算——在胡迪斯的理解中,这个“凭证”显然在消费端具有完全的通兑性,而货币正是一种具有一般等价物性质的商品,不管这种行使一般等价物职能的东西叫什么名字,它从具体实践的结果来看,必然会自发地充当货币的职能,而且丝毫也没有像胡迪斯宣称的那样,“废除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束缚”,它本身就是商品生产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体现,而非什么“实际劳动时间”。

我们同样不能忘记,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原则背后必然暗藏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有管理权威的机构来管理生产物资的调配和劳动者工资的分配。这就意味着管理者也有蜕化为资产阶级的可能,无论实行多么民主的制度,只要话语权被夺走,修正主义者们通过物质刺激等手段推行复辟政策时,不少劳动者就有可能被裹挟着走,从而默许原来的管理者们用“民主”的手段把生产资料实际上变为自己占有,利用这种所有权来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我们参照那些“民主”的资本主义下的合作社是如何蜕变的就可以窥见一斑。

只要去考察一下资本主义下的工资制度,就会发现,资本家正是在“多劳多得”“按劳取酬”的幌子下对劳动者进行剥削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按劳分配这一原则正是采取了同一口号,同样是让劳动者领取一个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凭证去换取其他消费品,仍然承认劳动力的私人性,也就是说承认劳动力的报酬仍然是会偏离它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的,也就是说必须要用同一套标准来衡量存在差异的具体的人——而蜕变为资产阶级的管理者们正是利用了这个口号,通过物质刺激等手段来分化和剥削工人的(具体的论述在上一节已经说过了)。

马克思说过,“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 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因为只有消灭了这些私有制的残余,才能尽可能地缩小劳动者之间的能力差距,才能让分配领域不再需要用曲折的抽象的“凭证”来衡量劳动者付出的劳动,也只有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才能逐渐抛弃“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进而扬弃掉那个“和旧社会差不多”的、体现商品交换原则的按劳分配,以按需分配取代之。马克思所设想的“劳动券”,不过是社会主义阶段货币逐渐开始丧失自己的职能,开始自我消亡时的中间形态,它跟无产阶级专政和公有制下的货币的共同点就在于,他们都开始摆脱资本对劳动力商品的购买这一状态,但是又都“和旧社会没什么差别”,劳动力还存在转变为商品的可能,无论是货币还是劳动券都还有脱离管控成为资本增殖流通工具的可能,所以马克思强调按劳分配仍然是一种根据“商品交换原则”的资产阶级法权,是资本主义的痕迹和残余,即用同一尺度去衡量不平等的个人——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存在商品货币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高度公有化的社会也纳入社会主义的范畴。

我们从上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过早消灭货币搞全面配给制只会导致经济上的全面失控和资本主义更加疯狂的反扑;而把一种实际上作为交换中介的“劳动时间凭证”说成和取代货币的“替代方案”,更是完全不符合政治经济学基本常识的、自欺欺人的呓语。事实证明,社会主义阶段在分配领域是抛不开商品货币关系的,恰恰是在社会主义阶段货币的职能才开始逐渐变得不完整,向马克思所设想的“劳动券”过渡,最后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彻底消亡。无论从实际执行的角度还是政治经济学的常识来看,托派鼓吹的所谓“斯大林主义篡改原意”都是脱离实际的空谈;就算这个结论“不符合”马克思早年在抽象纯粹模型中的推演,但这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具体结论的合理发展与唯物主义丰富。

但是,分配制度只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它是由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因此,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整个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领域,才能够正确对待导师原话和后世实践的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还着重批判了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也就是说,必须在分配之前从社会总产品中扣除“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者保险基金”。那么,应该怎么对“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和“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进行核算呢?怎么在各个企业的协作中合适地调配物资呢?自然是要综合地考虑到当下的劳动生产率、社会的需求,而在必须要“对劳动量和消费量实行极严格的监督”,蕴含着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社会的生产力发展还不足以让计划的制定者有能力直接去追踪、计算每一种产品的全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况且,如果真的按照胡迪斯说的那样,直接抛弃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用个别劳动时间核算,也就是说要把相同时间的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的分配等同起来,把不同工厂生产的次品和正常产品在流通和物资调配的环节中等同起来,其实质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必然导致对复杂劳动的剥夺、生产效率的全面崩溃以及次品泛滥——让不受无产阶级专政管控的黑市泛滥起来,商品交易也不再受到限制,这种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方式恰恰是在经济上为资产阶级的复辟制造裂缝。在生产力水平还没有做到“物资极大丰富”(有充足的容错和缓冲)和“计算机资源和信息网络绝对全知”的时候,就不能直接采用直接通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分配和调控生产,就只能用货币这一中介物来继续间接体现各种商品之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实际上,斯大林时期中央计划经济一定程度的僵化已经证明了,甚至连大部分商品的计划价格的规定,中央计划委员会都已经捉襟见肘了——所以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直接把很大一部分计划权下放给了地方政府乃至企业。我们说的“计算机资源和信息网络绝对全知”,绝不是单纯的技术决定论,更不是托派分子臆想的顶层设计方案,它还存在一个前提,就是生产、流通、分配领域私人性的消灭——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对资本运动的严格限制,没有群众运动对生产关系的积极变革,再先进的科学技术都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就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我们从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在采用OGAS时因为多个部门的官僚的利益斗争而最终被扼杀就可见一斑。因此,即使放在已经有了超级计算机和高性能AI模型的今天,这也是不能完全避免的,而且将会贯穿整个社会主义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生产就不能不兼具私人性的痕迹、传统和直接社会性(社会主义生产的二重性)。也就是说,即使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界限也不能一下子完全取消,而应该相对独立地进行经济核算,以便调动它们在生产、经营上的积极性,更好地向社会负责,这意味着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和生产产品的劳动就不能不带有某些私人性的传统和痕迹,它们之间的物资调配与经济核算就不得不用货币来核算,也就丝毫没法完全抛开商品交换的行为。恰恰是这一点决定了在分配领域即使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券“,也仍然是通行的商品交换的原则,它想转变成资本主义的货币是没什么难度的。

实际上,也只有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已经被消灭、物资已经“极大丰富”,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观念“已经被消灭的时候,计划经济所需的算力才能发展到足以统筹安排整个社会的生产的程度,而这时候也就不再需要用那个“凭证”去衡量人们的劳动再进行分配,因为劳动者已经学会参与社会生产和国家的管理,也就能够掌握每一件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时才有可能抛开商品货币的范畴,因为经济上的核算将会仅限于物资的调配和流通领域,去直接计算每一件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有在这时,阶级和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才会最后消亡,国家机构才会变成列宁设想的那种纯粹的管理机构。

此外,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俄国、中国这样工业相对落后、小农人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而恩格斯早在《法德农民问题》中就明确宣布:“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能用暴力去剥夺小农!”既然不能剥夺,就只能引导他们走合作化道路。这就必然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形成了长期的两种公有制形式并存的格局:全民所有制(国营工业)与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集体农庄/人民公社)。

斯大林在1952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极其深刻地解答了这个问题:

集体农庄在完成国家的交售任务后,剩下的农产品归集体农庄所有。农庄把自己的产品当成自己的财产,除了换取城市生产的工业品(布匹、拖拉机、化肥、日用品)之外,他们决不愿意把自己的产品无偿让渡给城市。而除了商品买卖、货币支付和等价交换的形式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经济形式是农民能够接受的!

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阶段的长期存在,根本不是斯大林或哪个领导人主观上“贪恋价值生产”,除了前文讲的脑体分工与经济核算要求,更根本的是由落后国家小农人口占多数、存在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二元结构的客观物质条件所决定的!它是无产阶级为了照顾农民、巩固工农联盟、维持城乡物资交流所唯一能够采取的经济纽带。托派叫嚣着“立刻消灭商品货币”,其客观效果只能是瞬间摧毁工农联盟,引发农村全面暴动,将刚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推向瓦解。

三、 资产阶级法权、国家机器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 ​

既然商品货币关系抛不开,既然工农差别、脑体差别等旧社会分工抛不开,那么我们必须问一个核心问题:这样的社会中,难道能没有国家机器吗?

胡迪斯在导言中声称:

“在讨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地方马克思都没有提到国家。对他来说,到达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时候国家已经被废除了,因为它的基础——阶级社会——早已不复存在。”

“马克思在自己的全部著作中都清楚地表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同国家绝不相容,国家是阶级社会的‘残余’,它在后资本主义中将被取代。”

“马克思认为一旦达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多余的了,因为随着阶级社会的结束,无产阶级和其他一切阶级一起消亡了。在这一点上,国家本身也就被终结了。”

托派据此认为:既然斯大林和毛泽东维持了庞大的国家机器,那他们就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官僚军事国家机器”、“堕落工人国家”甚至“国家资本主义”。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写得清清楚楚:

“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完全成熟……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

然而,托派却援引胡迪斯的《导言》,给出了另一种理解:

“之所以有许多认为在政治过渡时期以有限形式存在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中也将继续存在,就是因为把‘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最初阶段混为谈了。马克思在《批判》中提出的问题经常被误解:‘在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制度会发怎样的变化呢?’这里的翻译错了。原文并没有谈到共产主义的‘国家制度’(form of the state);它说的是以前的国家职能(state functions),在没有国家的时候也可以让别的机构运原来属于国家的那些职能。后句话表达的意思很清楚。“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和现在的国家职能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都清楚地表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同国家绝不相容,国家是阶级社会的‘残余’,它在后资本主义中将被取代。”

要拆解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把《导言》往前翻一页,看看胡迪斯做出这种结论的理由:

“马克思在《批判》中简短地提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应该把它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最初阶段混淆起来。《批判》明确地把‘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视为资本主义和新社会之间的政治过渡时期。马克思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专政’(dictatorship)一词可能让人误以为马克思指的是某个政党或集团对群众的专政。在写作《批判》的时代,这个词指的是被压迫的群众对旧统治阶级发号施令。这意味着‘广泛的多数’被压迫者对社会的民主控制,他们以政治权力为杠杆粉碎任何即将发生的反革命,废除资本家的政治权力和所有权,通过使社会生产和再生产革命化而继续前进。这和那些认为在夺取政权后要把国家权力集中在工人阶级手中的说法没有关系。恰恰相反,正如马克思在关于巴黎公社的著作中明确指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代表的社会的有组织力量压过国家权力。在《批判》中他又重申了这点:‘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马克思把它设想为一个过渡时期(不能和某种过渡社会相混淆),在这里,人口中的群众——工人、妇女、青年和少数族群——利用多种多样的协会和组织,从剥削者中夺得对社会的控制。鉴于这个过渡时期的彻底民主形式和‘专政’一词的误导性,今天也许最好想个不同的术语。但论如何,马克思认为一旦达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多余的了,因为随着阶级社会的结束,无产阶级和其他一切阶级一起消亡了。在这一点上,国家本身也就被终结了。”

托派在这里表现出了极为无耻的逻辑分裂:国内B站托派up主“进与退official”等人,为了替托洛茨基开脱,把“资产阶级法权”极力贬低为纯粹“上层建筑层面的东西”,硬说“所有制变了,生产关系中就没有资本主义因素了,把资产阶级法权当成复辟根源是唯心主义”。这完全暴露出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无知!难道这些先生们不知道,马克思谈到的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就从属于生产关系这个范畴吗?资产阶级法权首先且决定性地存在于生产关系内部——正因为两种公有制并存、正因为企业之间必须搞相对独立的经济核算、正因为体力脑力分工严重存在、正因为劳动力在分配上还带有某种私人所有权的痕迹,才决定了流通中的商品货币关系,并进而决定了上层建筑中必须保留强制性的国家机器!

但是胡迪斯等一众“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书斋学者们和自称“真正继承马克思和列宁学说”的托派分子们却完全不理解马克思为什么会划分出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仿佛“旧社会的传统和痕迹”是可以用所谓的“生产管理民主”和取消商品货币就能一下子消灭的——在他们那里,经过了这些割裂的手段,社会主义阶段的资产阶级法权实际上就被他们“取消”了——难道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没有任何阶级基础的、“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资产阶级法权吗?

在列宁的纸面推演中,社会主义有国家机器,但没有阶级斗争。这个国家机器变成了纯粹的“计账所”和“管理处”,它的强制力只是用来维持分配秩序的“法治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托派分子总是热衷于颐气神使地让人“打回去重读《国家与革命》”。

如果我们只看书本,马克思和列宁的逻辑是自洽的:国家机器可以不服务于阶级统治,而只服务于分配管理;然而,正如上文所说,资产阶级法权并不仅限于分配领域,商品货币关系这种最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法权还大量存在于生产和组织领域,而且前者的存在正是以后者为基础的——国家作为总的调控者,“和旧社会没什么差别”地规划经济,拥有了垄断一切生产资料的权力、拥有了给几千万人定工资和分配住房的权力、拥有了调动军队和警察的强制力时,这个国家机器本身,就有形成独立的、庞大的利害关系集团的可能,官员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地位和指挥权,会本能地压制工人的民主监督。这也就意味着列宁设想中作为纯粹的“计账所”和“管理处”的国家,仍然有可能脱离群众,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既然阶级分化在这种情况下会不断产生出来,那么这个社会主义阶段的国家机器就不能不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我们仔细去看胡迪斯的论述就会发现,他和托派分子们的观点简而言之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阶段是一个非常短暂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只需要巴黎公社式的“工人民主”来粉碎反革命资产阶级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很快地过渡到一个不存在阶级的社会主义阶段!他们完全无视了一个最基本的地缘政治现实: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社会主义革命往往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单个或少数国家首先胜利。

在面临着全球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经济封锁、技术禁运、特务颠覆和核讹诈的严峻形势下,抛开“在夺取政权后要把国家权力集中在工人阶级手中”,抛开暂时的高度集中的科层制国家机器,就等于直接放弃革命果实。而这个“过渡时期”恰恰必须要确保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工人阶级手中,让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集中组织一切力量打破帝国主义与国内反革命的重重围剿。托派竟然要求刚刚夺权的无产阶级立刻“废除常备军”、“废除高度集中的保卫机构”,搞所谓的“自由联合民兵”!恩格斯早在《论权威》中就无情地嘲讽过这种空想:“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

此外,胡迪斯还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进行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歪曲: 专政在马克思那里指“被压迫的群众对旧统治阶级发号施令”,也就是“‘广泛的多数’被压迫者对社会的民主控制,他们以政治权力为杠杆粉碎任何即将发生的反革命,废除资本家的政治权力和所有权”,而这在胡迪斯笔下竟然“和那些认为在夺取政权后要把国家权力集中在工人阶级手中的说法没有关系”!在他那里,“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从来只是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正确而不得不说的空话。如果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不把国家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不掌握革命专政的权威,他们怎么可能粉碎反革命分子的武装反扑?民主从来都不是抽象中立的,它是各方阶级势力争夺话语权的平台。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集中领导,没有对工人阶级觉悟的系统教育,就算有了形式上的苏维埃民主,资产阶级也会迅速在民众中间扶植代理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也会逐步地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最终让无产阶级民主沦为资产阶级复辟的遮羞布。德国十一月革命后也涌现出了工兵苏维埃,然而正因为德国斯巴达克派组织基础薄弱,苏维埃话语权被妥协派社会民主党篡夺,工人选出的苏维埃竟然表决通过了解散自身、把政权移交给资产阶级国民议会的自杀性决议!这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决定性区别,就在于布尔什维克拥有坚强的组织基础,懂得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集中力量来保卫革命果实。

那么,这种集中的国家机器难道就没有脱离群众、滋生官僚特权的危险吗?当然有!巴黎公社表明了工人阶级自己管理社会的历史方向,但上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劳动者可以在一夜之间打碎旧政权,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全部学会管理现代复杂工业和庞大国家机器。列宁在《国家与革命》指出:“其实,无论在自然界或在社会中,实际生活随时随地都使我们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马克思并不是随便把一小块‘资产阶级’法权塞到共产主义中去,而是抓住了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既然在社会主义阶段分工和权威不可避免地要存在,国家机器内部就必然存在滋生官僚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的土壤。毛泽东同志之所以推崇《鞍钢宪法》、大抓干部参加劳动与工人参加管理、发动广泛的群众运动同走资派作斗争,正是为了在生产关系内部不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把名义上的国有制逐步转化为工人阶级实实在在的支配权。

毛泽东同志说,“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胡迪斯和一众托派分子可以说是故意忽略了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辩证发展规律,反而把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阶段的设想理解为“一个严格按照导师顶层设计的完成态”,单纯在制度的顶层设计上做那种纯粹脱离实际而且是胡思乱想的设想——托派分子开出的药方不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依靠工人阶级进行继续革命,而是主张直接废除国家权威、推翻所谓的“官僚国家”,这完全是在帝国主义和阶级敌人的屠刀面前,诱骗无产阶级自断臂膀!

四、 为什么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 ​

托派分子和胡迪斯最核心的指控,就是把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定性为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或“国家管理价值生产的剥削制度”。他们叫嚣:工人在工厂里依然要听干部的命令,社会依然有科层制,国家机器依然拥有巨大的强制力,因此这不过是用国家代替了私人资本家,工人的剩余劳动被国家集中占有,本质依然是雇佣奴隶制!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科学定义的彻底阉割与唯心主义偷换。

什么是资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得非常深刻:资本的唯一灵魂,就是追求自身的增殖,也就是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公式即 )。单个资本家之所以必须剥削工人、必须压低成本、必须把利润投入再生产,不是因为他的主观意志,而是因为外部盲目竞争法则强加给他的客观规律——没有利润,资本就会破产死亡。

在斯大林和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一件商品卖多少钱、一个工厂能赚多少利润,根本不是由市场供求和资本追逐利润的本能决定的,而是由国家计划统筹规定的。为了支援农业,国家可以长期把拖拉机、化肥的价格定得极低,甚至亏本生产,由财政兜底;为了保障劳动人民的基本生存,粮食、布匹、食盐、公共交通的价格数十年如一日保持稳定,国家给予巨额财政补贴;国家重点投入的重工业、国防科研和“三线建设”,在西方资本利润率的显微镜下全是“赔本买卖”,但在社会主义的战略生存中却是绝对的物质基石。世上有哪一个“以利润和资本积累为目的”的资本家会这样干?

其次,资本主义剥削的绝对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方可以依据市场波动随时解雇工人,人为维持一支庞大的相对过剩人口(产业后备军)来压低在业工人的工资。而在毛泽东时代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宪法和政治现实保障了每一个公民的劳动权,实行了终身就业的“铁饭碗”,任何厂长官僚都不能随意开除工人;企业不仅支付工资,还直接承担了职工从摇篮到坟墓的免费住房、公费医疗、子女教育和退休养老(“企业办社会”),而且通过不断的政治运动,在主观上极其严厉地压制官僚集团的资本化倾向、鼓励工人参与企业的管理,不断提拔工农干部进入党政机关。当劳动力不再能够被随意抛入市场买卖、不再服务于资本增殖时,雇佣劳动的基础就已经被瓦解了!

诚然,工人在工厂创造的剩余产品被国家集中提取了,但这绝非供官僚私囊分红的剩余价值,而是直接进入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列举的各项社会扣除:转化为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国防基石、转化为遍布城乡的免费公立学校与医院、转化为下一期扩大再生产的机床母机。

如果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是作为一个“总资本家”,进入市场进行竞争,核心驱动力是资本的价值增殖,官僚集团的唯一目的就是安稳地享受特权并将其转化为资本,尽管有时他们也能做到其中的一些福利措施甚至是生产领域中一定程度的民主,但这些措施他们从来都不会完全做到,而且一定要让劳动人民在别的地方付出更多的代价。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

从整个国家政权的意志、法律、阶级路线和镇压职能来看,无产阶级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资本主义的残余因素是次要方面。 这个主要方面,决定了这个政权和资本主义有着质的区别,同时又表明它内部的共产主义更高阶段的因素正在和资本主义的“传统和痕迹”做此消彼长的斗争,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叫做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把列宁的“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理解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的过程”。 你们当然可以援引列宁的原文说这是“字眼上的诡辩”,但是你们丝毫没有注意到后续的实践已经证明了,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的“旧社会的传统和痕迹”绝非只有导师们纸面推演出的那些东西,而且和本来认为只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才会存在的商品、货币、阶级统治等范畴是密不可分的。

当然,我们必须指出:斯大林在1936年过早地宣布剥削阶级已经消灭、阶级矛盾已经解决,这在哲学上陷入了形而上学,导致他在制度上未能彻底防范官僚特权化对生产关系的腐蚀;而恰恰是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纠正了这一历史局限,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发展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的过程”的科学论断。 我们绝不能因为社会主义体内还存在资本主义的“传统和痕迹”,就形而上学地宣称它是“国家资本主义”;正相反,正是因为存在这种矛盾的殊死搏斗,才构成了社会主义动态发展的真正生命力!

五、 结语:剥去极左画皮,看清托派客观上的反动实质 ​

说到这里,关于社会主义定义之争的答案已经昭然若揭。

胡迪斯和托派分子指责斯大林和毛泽东把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截然分开,是为了“剥离社会主义的解放内容”。但这纯粹是贼喊捉贼。这个区分正是源自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但是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把它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么‘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的这些解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彻底地运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发展学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称为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的东西。”

然而胡迪斯和托派分子们却彻底抛弃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一方面在口头上承认马克思和列宁对两个阶段的划分,一方面却“经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 丝毫不顾列宁这段话的要害:“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就是存在着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因素的较量,它不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纯洁无瑕的独立形态,而是一个内部激烈交织着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的过渡形态。,而不是任何独立的社会生产方式。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位导师,无一不是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这些原意来理解的,但是我们可爱的托派先生们却像找茬一样,通过歪曲斯、毛两位导师的观点立起一个罪名为“割裂共产主义”的稻草人,然后就像唐吉珂德一样对这些靶子进行攻击,自以为可以把两位导师的名誉和理论踩在脚下。事实上,这种所谓的“割裂”正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对两个阶段区别的正确认识,即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阶段密不可分这一点。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通常的资产阶级观念,即把社会主义看成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的这种观念,是非常荒谬的;实际上,只是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才会开始出现迅速的、真正的、确实是群众性的即有大多数居民参加然后有全体居民参加的前进运动。”上面的论述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托派们趋之若鹜的胡迪斯的《导言》,不过是以“时间暴政”、“抽象劳动”和“人本主义疏离”等哲学词汇为核心,把社会主义简化成了一场关于“人类自由时间”和“心理自我实现”的道德哲学游戏——他们把社会主义看成了一个“终极答案”,而非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发展过程;他们从马克思针对遥远未来的原则性构想中,抽取出几句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片断,拼凑出一个**“没有国家、没有货币、没有分工、没有权威”的绝对道德象牙塔**。随后,他们拿着这个先验的乌托邦天平,去丈量所有流血牺牲打碎了资产阶级锁链的现实革命——他们反“斯大林主义官僚”甚于反资本主义,斯大林集中力量搞工业化备战,他们骂“官僚专制、国家资本主义”;中国建立人民政权,他们又酸溜溜地讽刺为“农民小资产阶级夺权”;在西班牙内战中破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的高潮时期站在托洛茨基“取消派”的立场上散布悲观绝望、乃至在冷战中与西方情报机构若即若离地唱衰现实社会主义阵营。

李达同志在《唯物辩证法大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修正主义者同时也是最恶劣的教条主义者,不过他们的‘教条’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书上抄下来的,而是从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的书上抄下来的。”

托派正是如此。他们表面上是在反“斯大林主义官僚”,实质上是在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本身;他们表面上是在高呼“工人民主”,实质上他们的”政治革命论“不过是俄国内战时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要苏维埃、不要布尔什维克”的口号一样,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毒药,和毛主席的继续革命论没有半点共同之处。

为什么阳和平老师说**“托派就是走资派”**?因为在客观的历史实践中,他们从超左的狂热空想出发,要求无产阶级政权在革命胜利第二天就必须废除集中制、废除常备军、消灭货币!在帝国主义包围和小农汪洋大海的残酷现实下,谁要是在实践中推行这种自废武功的政策,谁就必然导致工农联盟迅速破裂、计划经济瞬间瓦解、帝国主义武装大驱直入,从而以最快的速度把革命成果拱手让给资产阶级。 这种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唯心主义空想,在政治后果上与走资派的和平演变完全是殊途同归的。

托洛茨基主义者由于其严重脱离实际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与阶级动摇性,在客观政治实践中,一再堕落为资产阶级进攻无产阶级专政时最为顺手的马前卒。 唯有在理论上彻底清算这种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乌托邦教条,在实践中牢牢立足于具体的物质条件与阶级力量对比,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并在其下不断推进革命,才能做真正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